陈章良还是一贯的不修边幅的样子，有点自来卷的头发乱乱地自由自在地生长着，仿佛很对主人的脾气。陈章良说自己以前在美国的时候是留长发的，卷曲的齐耳长发很帅，但是现在是校长身份，只好如此了，因为“怎么弄都是乱的”，说完还习惯性地揉了揉头发——自然是更乱了。

我们的谈话自然而然从他生活了近20年的北京开始。也许是对这个话题已经早就不吐不快了，陈章良一口气说完，不容打岔。他说爱着北京的寺庙“哪怕是带一本书躺在戒台寺的椅子上，一个人，周围是红墙”，感受在繁杂的城市中“整个人都静焉”的氛围；他喜欢北京的山，几乎登过了北京所有主要的山，寻找挑战的感觉；喜欢北京的小吃，吃吊子、吃卤煮(“喜欢卤煮，不喜欢火烧。”)；喜欢北京的大气与豪爽，喜欢北京“多种文化环绕在一起的多种生活背景的人在一起的包容的氛围……”他说着，时常露出很温情很惬意的样子，像是在描述自己的心上人。

一生要活人家两倍

听着陈章良讲述自己的生活，似乎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种枯燥。陈章良说自己的时间总是要比别人多一些，因此就有了很多“玩儿”的时间。难道上帝对待他特别恩惠，一天给他25个小时吗?

陈章良并不是天生就幸运的孩子，从懂事开始他家庭就非常苦，“一直就是起早摸黑地工作，在海里打小鱼呀什么的……”他养成了一种福建人的很勤劳的性格。到美国读书的时候他也非常艰苦，为了能够学习成绩不丢人，比美国人要好一点，也是夜以继日地学习。回国以后形成的这种习惯很难改。他说：“我很少愿意多睡一会儿。什么意思呢?就是我的时间就显得特别多。尽管事情特别多，但是我仍然有很多时间登山呀，去溜达溜达呀，还有交朋友，我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朋友。”

在陈章良看来人活在世界上生命都很短暂。怎样能够充分利用这些很短的时间，能够做最多的事情是他最希望的。“让自己觉得人家活一生而自己活人家两倍。我就觉得很有成就感。当人家在看电视呀，睡觉呀，躺在那里不起床，看小说什么的时候，我都在外边。看电视的时间对我来说简直少得可怜!”

说到这里，陈章良忽然笑了起来。好像想起什么有趣的事，还没说就自己忍不住笑了。边笑一边很急切地说：“有件很好玩的事!告诉你!”

“就是我看《手机》。老早就有人说这个电影很好看，人家就送了DVD给我。你知道吗?到现在我还没看完呢。每次回家去都是在12点多1点钟左右，从实验室回去呀，或者玩回去呀，反正每次都很晚。回去一想，糟了，那个《手机》还没看完，然后就倒倒倒从头开始看……等到第二天醒来的时候电视还在那里呱啦呱啦，结果也忘了昨天看到什么地方了。过了一个星期、两个星期，忽然想起来，《手机》还没看完呢。想来想去记不得看到哪里了，又从头看，看看，又睡着了……到现在为止我不知道自己看到什么地方，反正就是没看完啦。人家都说很好看，里面有个什么“审美疲劳”，我就很努力地找，也没找到在什么地方。这就是我的生活了，哈哈哈哈……” 看着他乐不可支的样子，活脱脱一个大顽童。忽然想起他曾被提名“时尚先生”，于是很想听听他对时尚的高见，结果问题还没问完，陈章良就笑成了一团，还不停地用拳头敲桌子，倒把我搞得一头雾水。

“哎呀呀呀呀……这个我一定要说一下。居然有好朋友打电话说恭喜我，我成为了——英文叫Fashion——时尚先生!我说不可能，谁又折腾我了?然后说怎么怎么回事。我立刻通知办公室说，让他们立刻把名字取下来。说‘不取下来我告你’。办公室说，人家说不取下来，人家说没有侵犯你什么，不需要经过你同意……是老百姓投票，投了谁，就是谁。我就很奇怪，说我不愿意参加这个活动还不行吗?那也不行。说不是我的权利。我现在还奇怪，怎么不是我的权利呢?”

“为什么?因为我的形象？这个，做时尚先生，我觉得挺恶心的。哎，其他的同事看到，肯定又要说我，还以为是我愿意参加的。”

“其实连那个照片部不是我们给的，是他们从网上download下来的。是中央电视台《对话》节目，我穿了一个红色的T恤。那也不是我愿意穿的，人家说一个科学家穿红色的衣服（他学着别人很不屑的样子)?我到了中央电视台，他们说，你不能穿带广告的衣服。我说这怎么是广告?人家送了一件T恤给我穿嘛。他们说，不行那是美国一个什么公司，不行。那我到哪里换衣服?我们台底下就有衣服。结果就给了我一件红衣服。我我我，我哪有穿红衣服(他一副很委屈的样子。)！但是他们用了那个照片。我觉得这个不好。选时尚小姐还可以，女孩子时尚一点蛮好。” “但是最让我觉得特别恶心的就是“时尚先生”英文不叫‘时尚先生’，不是fashion，是 best——中国2002年度‘最好’的男人!天哪!这也太恶心了!巨恶心无比!”

 陈章良用他典型的“陈氏语言”夸张而率性地说着，一个本以为会很浪漫的话题就在大家的哄笑中结束了。

深深感谢邓小平

关于成功，陈章良并没有强调任何自己的努力和拚搏。他说，人生中有两件事最重要：一个是运气，一个是心态。

他诚恳地说，如果他高中毕业，迟一年邓小平恢复高考的话。大概考上大学的可能性几乎没有。“我父母一个字都不认识，我们的代课老师还在参加高考。我小学毕业的时候才八个小孩毕业，是一个小渔村。怎么考呀?我是整一届高中毕业生里面100多个孩子中唯一一个上线的。幸好是应届毕业，如果我是毕业以后再回来考几乎没有可能了。这难道不是运气吗?所以今年邓小平诞辰100周年，我真是高兴，我深深地感谢老人家。”

陈章良还要感谢邓小平的是当他大学三年级时突然听说邓小平说了“留学生没什么不好”。对于从来没有听说过留学，小学初中都没有英文的他来说从来没想到过出国。但快毕业了说要送学生出国，大学里说“考”，他就去考，结果就考过了，就可以出去了。“那这是不是运气?”陈章良一脸认真地反问。

但运气的脚步在陈章良面前没有停下。当时一批留学生拿到博士学位后都开始在美国找工作。那个时候，国内开始863计划。正需要一批在最前沿的科学家回来。刚好陈章良在转基因上是最早的一批研究者。当时宋健通知了大使，大使通知他到大使馆去，和他商量，说国内希望他能回去。“我们没有逼你，我们给你一张机票，你看看。你喜欢就回来，不喜欢就算了。后来我就回到北大。当时26岁。因为当时没有那么年轻的回来，北大很重视，就给我一个副教授。当时也有很大的压力。但是我冲破了教授不能年轻的这个界限，别的学校的就说北大26岁副教授，我30岁40岁为什么不能评?就带动了一批人，一个潮流在往前冲。这也是个机遇，如果当时我在美国找个工作也很好呀。但这个是我成功的一个转折，是个机遇。赶上了国家的863计划。如果当时不同来，晚几年回来，没戏了。现在有些人说什么什么……那你当初为什么不回来?”说起往事，陈章良历历在目，一个决定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

回国后的一切并不全是顺利，但是说起那段艰难的日子，陈章良竟然哈哈大笑起来：“当时的条件是很差的。我回来是250块人民币(一个月工资)。当时没地方住，住在系主任家里，和猫在一起住，和猫同一个房间，那个猫很可爱……” 拿着250块的工资陈章良过了好几年，结果出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当时统战部说开会老是些年纪大的人，想找一个年轻一点的，陈章良是最年轻的副教授，就决定找他来。通知陈章良到府右街统战部那里开会。正在做实验的陈章良问，统战部是干什么的?府右街在什么地方?等问清楚了，他就从北大骑自行车到府右街。结果到了以后门卫不让他进!你是干什么的?会议都开始了!陈章良赶快说，是他们请我，还通知我要在会上讲5分钟的话。你得让我进去，门卫还是坚决地说不行!

“我说我有通知，那也不行。后来我才知道有几个委员长在里面。最后是里面的人把我接进去。说你车呢?我说在这儿呢，自行车!后来成为统战部的一个笑话!”

“然后就该我5分钟的讲话，正好我前面的一个人讲中年知识分子早逝，中年知识分子太苦、待遇太差了……我真的不知道该讲什么东西，我就听。然后轮到了我，嘣嘣嘣上去，我就说，刚才一位老师说很苦，其实我们也很苦，我从美国回来才拿250块钱工资。前两天我去西直门发现一个咖啡屋，我特别高兴终于可以喝上咖啡了，结果一杯5块钱。我就在会上说，我今天喝了一杯咖啡5块钱，250块能喝几杯呀?我还要不要吃饭?我才苦呢!……底下一片笑声。结果统战部现在还拿这个当笑话说。” 当所有的艰难再一次回味的时候都成了笑话，但是当时陈章良的决定也并非轻松。离开条件优裕的美国他也曾经犹豫。“但是当时还是比较单纯，就是觉得这是我们的家，父母亲都在这边。在美国工作是挺好，但是，毕竟那不是我们的土地，融入到里面很难。所以觉得有事业心的人苦一点也无所谓的。要创出一片天空、创造一个事业是自己的我就觉得特别开心。”陈章良诚实得几乎有点“傻”，他的理由如此平实，就是想家、想做成一点事业。我问是不是心里很爱国，他说，没那么崇高。一脸的诚实单纯。 

在压力下开心生活

 陈章良似乎的确不太会“粉饰”自己，总是实话连篇。面对各种评价，各种非议，陈章良很是无奈。“嘴上不会说话”的他得罪了不少人。“我在国家863经费委员会里面，钱就那么点，要的人有那么多，总有人没得到钱。可是得到钱的不感谢我，为什么?我怎么说呢——你，水平高给你钱；你，水平不高不给你钱。然后得到钱的笑眯眯拿钱走了，也并不感谢我。理所当然，我水平高嘛!拿不到钱的，陈章良我跟你没完……这就得罪多少人!这种事情就特别苦。其实也都是专家一起定的。但我就不会说话，中国呢，又不保密。你总要‘砍’几个人下去吧?一讨论，我就说，哎呀，这个报告太差!但是这里面呢，也许就有他的朋友……但就是这样我也很难改变了，就这样也过来了。真的很苦!”

但是陈章良依然很开心，他开心的就是“就是在这么大的压力底下我还能这么开心。”很多人都对他说这么大压力要上吊，但他说：“上你个头啊!生命这么短，这么美好，还有多少事要做啊?!被别人说说就上吊?我说，嘻嘻，没戏!我很看得开。”

 陈章良也很喜欢别人说好话，也很大男人地宽容着说他不好的人。“说我好的，我特别开心。人家说我不好呢，很不高兴，但一下子又会变得很开心。因为我特别理解人家为什么说我不好。因为说我的人肯定水平比我高，但也许人家就没有得到这么多东西，怀才不遇。人家就说，你看你陈章良，又有房子，又有车子，每天那么滋润，那么开心，什么都有，而我们和你同龄，我们奋斗了一辈子什么都没有……我就觉得，唉，应该挨人家说了，应该应该……有多少得就有多少失。人家说你陈章良眼睛那么小还有漂亮的女朋友，我这么好我为什么没有?那要理解人家。存在总是有道理，我挨说我也知道自己肯定有缺点。”陈章良还是说着“蹦蹦跳跳”的话，轻轻松松，但风雨过后自是一番体会。

这也就是陈章良成功的第二点——以一种平常心去对待所有的事情。他说自己时刻记住拿破仑说的话，当拿破仑征服了那么多国家回到法国后是一片“万岁”的欢呼声，他说：我今天听到的全是万岁，但哪一天我上断头台的时候，也一定会有这么多声音说“绞死他”……这个故事对了陈章良来说，就是要有一颗平常心。

采访结束的时候知道他等会儿还要接待外宾，就问他为什么会有如此不竭的精力，他立刻说，是因为没有家庭。这无疑又是一个会引起很多不同反应的答案，但我并不惊讶。陈章良总是无意中就把自己放到话题的中心里，是无法改变的。但是看着他无奈却狡黠的眼睛，我知道无论如何这个“顽童”一定会永远快乐下去的。

与陈章良对话录： 记者：你算不算是中国最富有的科学家?

陈：不，不算。因为还有像袁隆平呀，他是有股份的，还获奖什么的。我和下属的企业之间多数是管理上的关系，是没有股份的。其实钱对于我来说真的不是很重要，我个人的花费十分有限。这件衬衫，什么活动发的，值不了几毛钱。(他揪着身上那件蓝色衬衫，的确看不出什么牌子，很普通。)我不是因为你们来特意这样的，平时就是这样。钱对我来说，够花就可以了。因为这是没有够的，尤其是对于男人来说，什么有够呢?说人家国外有的地方可以娶四个老婆，羡慕，够吗?等到你能娶四个，你也不够……所以，差不多就行了。

 记者：有人说你是“企业家校长”，那么哪个正职、哪个是副职?

陈：我以前在北大是负责科研和产业，我走的时候已经达到165个亿的收入。我还是深圳北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是中国最大的生物制药公司。还有其他一些产业是我来负责牵头管理。所以说我是个企业家。但是现在我的身份就是中国农大的校长，我的主要精力是投入在这里。和年轻人在一起我感到非常开心。

记者：你觉得当校长最重要的任务是什么?

陈：找钱!(他毫不迟疑，脱口而出)人家总觉得校长主要应该搞学术建设什么的，其实不是!你找到钱，就能招来好的人才。有了人，有了钱，你搭起一个为人才服务的平台，然后就不用过多地干预人家的学科计划什么的。你既然用人家就相信人家一定会有白己的计划和方法。校长的任务就是为人家服务。 被人说我什么我不管，起码我在认认真真做事。在农大这么多年——是不是以人为本我不敢说——反正我认认真真做了很多事。再过一年多两年，(我)就在农大整整盖了80万平米的大楼！80万!其中教师的住房是19.5万，学生住房16万，实验室的房子整整盖了20万，还有我们的分校，还有我们的回龙观小区……老师的工资两年的时间从教授级最高提了 1600元。学校的论文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学校的录取成绩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就业率也非常的高，最近毕业的国际学院201个学生几乎百分之百就业，十几个人到中央电视台工作!

记者：那您觉得是在北大当副校长好，还是在农大当校长好?

陈(我以为他会不高兴，但是他憨憨地一笑，很高兴地说)：在北大当副校长当然很好，哈哈哈哈，因为北大毕竟名气很大很牛，出去干什么，如果校长不在场，介绍的时候都说这是北大的校长，那种满足感很容易取得。哈哈。而且去找什么投资，人家就很痛快，一听北大要钱，给!就很方便。

 当然，当农大的校长感觉也很不错，因为毕竟是校长，有决定权，可以自己拍板。有什么事，和书记商量——我们的书记非常非常好——然后说，干?干!就干了，很痛快!而且现在国家政府社会都高度重视“三农问题”，总书记只视察了两所大学，农大是其中一个，可见中央很重视。所以社会环境还是比较好。找投资的时候，说支持农业，也比较有利。

而且我非常喜欢农大的学生，他们特别的踏实，学习特别的用功，而且很有耐心十分纯朴。我们的学生找工作不挑，很能吃苦。远，没关系，干。钱少，两三千?也干……他们没有那种很自负的精英意识，实打实地对待工作和机会。有很多学生都特别出色，农业部部长是农大的，还有绅士衬衫的老总是农大的……

记者：那你最想和自己的学生们说什么?

陈：第一要把握机遇，第二就是要有一颗平常心，这种平常心不是去放弃它，而是执著地追求，是一个坚忍不拔的性格。不管多大的挫折、不管多大的荣誉都要沉住气。我也不断地用这个来鼓励自己。我最想和他们说这些。陈章良小档案：

1961年出生于福建省福清市。

1978年考入华南热带作物学院。

1987年在美国华盛顿获博士学位回国。26岁被评为北大副教授，两年后为教授；

31岁出任北大生物系主任，33岁担任北大生命科学院院长，35岁就任北大副校长。

2002年4月，任中国农业大学校长，年仅41岁。

曾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贾乌德·侯赛因青年科学家奖”，是我国第一个获此殊荣的科学家。

曾被评为中国十大杰出青年，被美国《时代》周刊评选为全球100位杰出青年带头人之一。

现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中华青年联合会副主席、中国农学会副会长、中国生物工程学会副理事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