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生六记 

生平简介
 
杨逵（1905-1985），本名杨贵，日据时代到战后这段期间的台湾现代文学作家，人称是台湾文坛“压不扁的玫瑰”。从日据时期开始发表作品，到民国七十四年去世，一生写作不辍，作品种类多元而丰富。青年时期参加日治时代农民运动，是文化运动的战将，也是一位把农民、劳工运动的目标，经由文学作品去宣扬、讨论的实用文学主义者，同时又是勇于将文学作品中的理想，在现实中去追求实践的行动派作家。

也许还有人要问：“伊是啥人？”

他是?日治时期的杰出文学家及评论家

他是?提倡平等的社会运动者

他也是?讲和平的的政治受害者

他更是?迎向阳光自强不息的实践者

他就是在台湾文学史举足轻重的人物，他有一个很特别的称号“压不扁的玫瑰” 。这样一位勇敢坚毅的作家，我们叫他新化之光。“就是这个光，就是这个光。”喔，原来他是“春光关不住”的光，也就是出生在新化的知名台湾文学家—杨逵先生。

现在来听听杨逵的故事：

童年I——孤单瘦弱

杨逵在一九○五年十月十八日出生在台南大目降（台南县新化），杨逵从小身体瘦弱，个性沉静孤独，九岁才进新化公学校﹙也就是今天的新化国小﹚，。

童年II——口焦吧哖事件

杨逵十岁那年，发生口焦吧哖事件，杨逵从新化老街家中的门缝里，看见日军炮车一辆辆经过，又听说日军种种可怕的恐怖武力统治，目赌战争的可怕，后来又读到“台湾匪志”，了解强权下的历史如何被误解，一生反对暴力、愤恨强权。

中学——就读南二中

公学校毕业的第二年，杨逵考上台南二中，很喜欢熬夜读课外书，白天就只好在课堂上睡觉。喜欢读课外书的个性不改，喜欢批判思考的性情，也没有被压抑。 由于强烈的求知欲，决定去日本求学。

东赴日本求学

杨逵到日本之后，通过检定，考入日本大学文学夜间部，白天做零工赚取学费和生活费。〈送报夫〉就是以当时当送报生的经历构思出的小说。　受了社会主义影响，杨逵受邀回台湾从事农民组合的农民抗议运动，学业中止。

返台倡导社会主义思想

杨逵回台湾以后到处倡导农民运动，因此结识了叶陶。叶陶本来是老师，后来从事农民运动后辞去教职。日据时期，杨逵被捕多次，共计四十五天，最长一次是十七天。那一次是杨逵二十四岁时，正打算与叶陶参回新化举行婚礼时被捕，杨逵自己开玩笑说是一次官费的蜜月旅行。事件过后，杨逵与叶陶正式结为夫妻。

二二八和平宣言

光复后，国民政府迁台，因二二八事件，本省人与外省人开始对立，互相歧视，文化界人士希望打破省籍观念，并请杨逵写“和平宣言”，触怒当时政府，杨逵被押到绿岛，一关就是十二年。

东海花园的园丁

杨逵五十六岁时绿岛刑期满，经友人帮忙向银行借贷，买下东海大学旁的一块荒芜土地，努力耕耘后成了美丽的东海花园。公元1985年，杨逵逝世，与叶陶同葬于东海花园。

杨逵生平年表 

年 代 事 迹

1905年10月18日 出生于台南县新化镇

1915年 就读大目降公学校（今新化国小） 

1922年 考入台南州立第二中学 

1924年  二中辍学，赴日求学，曾送报工读

1926年  在东京杂志发表（自由劳动者的手记）

1927年  响应农民组合召唤，回到台湾

1929年  回新化与叶陶结婚前夕被捕

1949年  两岸文艺界共推起草（和平宣言）被捕，移往绿岛。

1961年  刑满出狱，在台中经营东海花园

1972年  复出文坛，发表（春光关不住）

1985年  3月12日逝世，葬于东海花园 

苍白童年

公元一九○五年十月十八日（农历九月初一）杨逵出生在台南大目降（台南县新化镇），取名杨贵。他祖父本姓吴，因家境清苦入赘杨家，生下父亲杨鼻，杨鼻以制作锡器为生。母亲叫苏足，是个具有中国传统美德的妇道人家，常替邻人绘画刺绣花的图案，贴补家用。杨鼻夫妇前后一共生了七个小孩，很不幸的，杨逵的一姐二妹一弟都因病夭折，只剩下二位兄长，大哥杨大松以及二哥杨趁。

杨逵从小身体羸弱，直至十岁才进新化公学校（今台南新化国小）读书。日籍老师沼川定雄的关爱与特别指导，不仅启发了杨逵的文学心灵，同时在杨逵心中树立了日本人暴虐之外的另一种形象。

杨逵十岁那一年﹙1915年﹚，发生“瞧吧哖事件”（亦称“西来庵事件”）。杨逵的家，正处于台南通往瞧吧哖(台南县玉井)的必经之路，身体衰弱、心灵敏感的杨逵，看到日军的炮车，压着路尘滚滚而过，亲耳听大哥讲述被日军抓去当军夫，替日本鬼子搬运军需时的所见所闻，在杨逵稚嫩的心灵悄悄滋生忿恨强权、暴力的心理，反对恐怖的武力统治。

十二岁时，亲眼见到父亲一位在做摊贩的朋友，无缘无故被日本警察打死。之后，又从家乡父老们口中听到日军在瞧吧哖、南化、南庄一带所实施的血腥屠杀情况。等到年纪稍长，偶然在旧书店买到一本《台湾匪志》，它记载了十多次的所谓“匪乱”，瞧吧哖事件当然也记载在里头，这才明白了统治者所写的“历 史”，是如何地把历史扭曲，也看出了暴政与义民的对照。

惨绿少年

十七岁时，杨逵考取南二中，就是以招收台湾人为主的台南州立第二中学校（今台南一中）。在台南第二中学就读期间，杨逵阅读许多思想性与文学性的书籍，如：夏目漱石、芥川龙之介等日籍作家，及十九世纪俄国、英国等作家，如托尔斯泰、屠格涅夫、果戈里、杜斯托也夫斯基、狄更斯……等，这些作品，开启了杨逵世界性的文学观，而作品中描述旧社会黑暗面以及穷苦低下的社会阶层的生活，作家在书中充满人道精神的抗议，对杨逵的写作生涯奠定新的方向─普罗文学（社会主义）的作家。

十九岁，父母要将他和自小安排的童养媳送做堆，杨逵非常不同意。加上读书日多，渴望求知，决定中途从南二中退学，赴日本留学。长兄大松拿出了血汗钱，二哥杨趁深知缺乏爱情的婚姻很痛苦，也卖了小提琴，资助他前往东京求学。

热血青年

杨逵到日本之后，虽然杨逵的家人非常希望他能念医科，但他义无反顾选择文学。通过检定，考入日本大学专门部文学艺能科夜间部，白天做零工赚取学费和生活费。

这时候，东京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蓬勃发展，同时，世界经济大恐慌，杨逵参加了“打倒田中反动内阁”的示威游行，后来声援朝鲜人反对日本侵略政策的演讲，尝到了生平第一次坐牢滋味，被日警拘留三天。受了社会主义影响，杨逵受邀返台从事农民组合的农民抗议运动，学业因此中辍。结束三年的留日生活，回到台湾，杨逵积极参与台湾文化协会的活动，起草台湾农民组合第一回全岛大会宣告，组织特别行动队，于各地动员农民抗争，认识一位女中豪杰--叶陶。叶陶原本是台南教员养成所出身，在高雄第三公学校（三民国小）任职，认识同事简吉，受到影响，辞去教职，加入农民组合，奔走各地呼吁农民觉醒，叶陶与杨逵便是在农民组织中相识。日据时期，杨逵因倡导农民运动，总共坐牢十次，刑期共计四十五天，最长的一次是十七天。那一次杨逵二十四岁，参加台南总工会演讲后，正打算与叶陶回新化举行婚礼时被捕，杨逵戏称是一次官费的蜜月旅行。全岛当时也有许多农民组合重要干部被捕，史上称“二?一二”事件。事件过后，杨逵与叶陶正式结为夫妻。 

婚后的杨逵与叶陶曾住新化一年多，后来为家计不停奔波，辗转到高雄、台中。叶陶为了谋生，曾发明“开档裤”，申请专利，生意不错，可惜被中盘商倒债，家庭陷入困境，长子杨资崩出生时，穷困到连助产士都请不起。一九三0 年雾社事件爆发后，日本政府压制社会运动，反而让他全心投入文学创作。二十七岁的杨贵以汉文完成了小说创作《送报夫》，经由赖和的修改，建议使用笔名“杨逵”，表示仰慕〈水浒传〉中的李逵。后来，杨逵操劳过度罹患肺结核，叶陶也病倒，因为欠了米店二十圆，被告到法院，幸好，有一位酷爱文艺的日本警察入田春彦，因为看过《送报夫》深受感动，出钱协助杨逵还了债，杨逵利用还债剩余的钱，租了台中五权路旁火葬场，经营“首阳农场”，“首阳”是取伯夷叔齐启饿死首阳山的典故，有效法他们高洁品格之意。

白色恐怖

民国三十四年，台湾光复，经过殖民时代五十年，以及对日抗战期间日本军阀搜刮，民生凋敝。抗战胜利后，台胞欣喜若狂，对祖国的未来充满美丽憧憬，很不幸，正当战后百业萧条，经济待兴之际，又碰上国共内战，台湾可用的资源及国营事业都被贪婪无纪律的官员瓜分，或运到大陆以支持内战所需，使得原本生活艰苦的台胞生活雪上加霜，使台湾人民对祖国非常失望，为了生计，有些人按捺不住铤而走险，开始贩卖私烟。

民国三十六年（1947）二月二十七日晚上，公卖局缉私人员与宪警在台北大稻埕查缉私烟，以枪柄打伤烟贩林江迈，擦枪走火，流弹击毙无辜青年陈文溪，民怨沸腾，终于爆发震惊全台的“二二八事件”，加上台湾共产党人煽风点火，全省陷入空前大暴动，杨逵与叶陶，并没有实际参与战斗行列。事后政府援军到台湾平定暴动，杨逵夫妇被捕入狱，坐牢一百零五天后被释放。

二二八事件后，本省人与外省人开始对立，互相歧视，文化界人士希望藉由文化人士的团结，呼吁打破省籍观念，并请杨逵起草“和平宣言”（1949.1），希望政府释放二二八事件的政治犯。杨逵当时常到师院座谈演讲，民国三十八年四月五日，师院学生又掀起学潮，又加上“和平宣言”一文触怒当局政府，遂被押到绿岛，一关就是十二年。

绿岛岁月

杨逵在绿岛期间，勤练习用中文写作（入狱前由女儿教中文，见《我的小先生》），小说如脍炙人口的《压不扁的玫瑰》，后来新诗创作增加很多如《八月十五日那一天》、《十月好风光》，散文如《太太带来了好消息》、《绿岛家书》等，身陷囹圄之中的杨逵，时常鼓励家人摆脱恶运，创造未来。在狱中也应 同乐晚会的需要，编写许多剧作供狱中同志演出，如：《驶犁歌舞》《牛犁分家》《猪八戒作和尚》…等。

东海晚年

杨逵五十六岁时 绿岛刑期满，回到了台湾。五○年代的台湾，经济刚起飞，社会也较过去安定，杨逵经友人帮忙向银行借贷买下东海大学旁的一块荒芜土地，努力耕耘后成了美丽的东海花园。

杨逵出狱后就一直隐居在东海花园，过着自由自在田园生活，不再过问世事。在杨逵六十四岁那年，妻子叶陶，因长年劳累，心脏病、肾脏病并发去世，她不仅是鹣鲽情深的贤内助，更是一生志同道合的亲密战友。

东海花园上了轨道后，杨逵的作品也被世人肯定，台湾文艺界对杨逵评价逐步升高，杨逵七十七岁那年，应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作家工作坊”之邀赴美，回途重访东京，受到热烈欢迎。

七十八岁时获得第六届吴三连文学奖。八十岁时病逝台中，去世前一年还曾参加他的好友赖和先生平反会致词，发表〈我的心声〉一文。
 
晚年，杨逵梦想着将东海花园捐出，以众人的力量合建文化村，他则是其中的一个园丁。虽然有建商曾经想买东海花园来盖公寓但被拒绝了。他过世后安葬在东海花园叶陶墓旁，然而他的宏愿：“老幼相扶持一路走下去，走向百花齐放的新乐园。”一直活在人们心中。 

"压不扁的玫瑰花"——杨逵

杨逵，原名杨贵，笔名杨建文等。1905年出生于台湾省台南县新化镇的一个贫苦之家。青少年时曾就读于台南二中（现为台南一中），喜爱文学，尤其喜爱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及雨果的《悲惨世界》，这对他以后的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924年中学毕业后东渡日本，攻读文学。因家境贫寒，他只好半工半读，从事过多种劳动，包括送报工。他以后的代表作《送报夫》就是根据这段生活体验而写成的。1928年，应“台湾文化协会”之召返回台湾，积极参加抗日农民运动和文化运动。当时“台湾农民组合”举行首次全省代表大会，杨逵被选为中央常务委员，负责政治、组织、教育工作。杨逵积极从事抗日斗争和文学创作，为日本侵略者所不容，对他进行了残酷的迫害，先后逮捕达十多次。1932年，他在白天砍柴，晚上创作的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完成了处女作《送报夫》。小说的前半部经赖和的介绍，在《台湾新民报》上发表，后半部却因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在台湾的土地掠夺而被禁刊腰斩。第二年，杨逵将《送报夫》寄到日本东京的《文学评论》，获该刊的征文第二奖（第一奖缺）。后经人介绍，又担任了台湾文艺联盟的机关杂志《台湾文艺》的编辑，从此活跃于台湾文坛。1935年，杨逵创刊《台湾新文学》月刊，一共刊行了14期，其中曾刊行了一期《高尔基特辑号》。

1937年台湾总督下令禁止汉文，压制汉文刊物，《台湾文学》被迫停刊。抗战爆发前，杨逵曾十次被捕下狱。抗战爆发后，环境更加险恶，他即回家务农，开垦“首阳农场”，取春秋时期伯夷、叔齐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也不屈服之意，表现了他坚决的抗日意志。1945年台湾光复后，杨逵创刊《一阳周报》，主编《力行报》、台湾文学丛刊等。1949年被台湾当局逮捕，一度生死不明，监禁了10年才被放出来。这时他已成为一个历经沧桑的老人，但坚强的意志并未改变，他向亲友借钱开荒种花，经营东海花园，自食其力。杨逵晚年生活穷困潦倒，十分凄凉。

杨逵以“园丁”自居，并说一家大小都是“园丁”。这里包含着两层涵义：其一，杨逵一生自食其力，决不依靠他人，曾开办过首阳花园和东海花园两个花园，经常以卖花为生。其二，杨逵的耕耘，有时是用纸笔，有时则像他所说，“是用铁锹写在大地上”。可以说，他是台湾文学史上的一位辛勤的园丁。他的一生，写下了众多的作品，以小说为主，有《送报?》、《灵签》、《模范村》、《种地瓜》、《萌芽》、《绅士连仲》等，其中《萌芽》、《模范村》等文曾被日本侵略者当局查禁。戏剧创作有《父与子》、《猪哥仔伯》、《剿天狗》等。另有散文、评论多篇，收在《羊头集》里。另外，他的小说还结集为《鹅妈妈出嫁》。但结集成书后，也像他一生遭际那样，历经坎坷，被日本当局禁止出版发行，直到1945年台湾光复后才与读者见面。

杨逵在台湾新文学运动中占有重要地位，他是影响很大的为数不多的日据时代的老作家之一。但他却以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先驱赖和的学生自居，深受赖和的影响，是一个具有强烈使命感的写实主义作家。他用朴实的文笔把日据时期残酷的社会现实暴露在人们面前，以唤起被压迫者反抗的意志。另外，他坚定的民族意识以及作品的深刻思想意义也与赖和一样，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过赖和。如果用最简略的话来概括他的小说创作的思想意义，那就可以说是最惨烈的血泪控诉和最犀利的政治讽刺。这方面，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小说《送报夫》。

《送报夫》是杨逵的第一篇小说，也是台湾文学中较有影响的一篇名作。小说通过一位来自台湾农村的杨姓青年，因日本侵占台湾实行残酷压榨而导致家败人亡，不得已被迫离开台湾到日本东京谋生的苦难生活，对日本侵占下的台湾血腥残暴的统治进行了血泪控诉。它不仅具有文学价值，而且是研究台湾近代史的一份珍贵资料。

杨逵不仅将自己对日本侵略者的痛恨和愤怒用笔写进作品里，而且用行动来证明。他一生积极参加和从事抗日活动，曾公开指斥：“日本政府是土匪”，所以累遭冤狱。但他却一生不论境遇如何，坚韧不拔的精神永远不倒，永不灰心，永不丧气。他有一篇小说题为《春光关不住》，后来改名为《压不扁的玫瑰花》，后被收进中学课本里。可以说，这压不扁的玫瑰花正是杨逵精神的真实写照。“总之，杨逵承担了日据下台胞共同的苦难命运，并继承了赖和尖锐的抗议精神，以诚实的风格、朴实的结构、平实的笔触，发扬了被压迫者不屈不挠的民族魂；其次，他的小说意识充满了希望，弥漫着一股坚毅的行动力量，既不是杨华的悲厌绝望，也不是龙瑛宗的自怜忧伤，可说是个理想的民族主义者与写实主义者。他的道德勇气与指出的方向，形成了一块不可毁灭的里程碑，是台湾新文学‘成熟期’与‘战争期’的最重要作家之一”。 ( 来源：《话说台湾》,2001年04月0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