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浊流（1900－1976）本名吴建田，号饶畊，台湾省新竹县新埔镇人。现代小说家、旧体诗人。

生平简介　　吴浊流祖父是富有民族节操和汉学修养的文士，父亲为当地名中医。1910年就读于新埔公学校 ，1916年进入台湾总督府国语学校师范部（后改为台北师范），1920年毕业后从事教育工作。1940年，因在校运动会上，看到日本视学公然凌辱本省教员，愤然辞职，结束近20年教师生涯。1941年 赴大陆，在日占领下的南京任《大陆新报》记者，后又任日本商工所翻译。1942年3月返回台湾，先后任《日日新报》、《台湾新报》、《新生报》、《民报》等报记者。1948年任大同工业职校训导主任，次年任台湾工业同业公会专员，坚持文学创作。1964年创办《台湾文艺》杂志，共出52期。1969年，以田产和退休金设立“吴浊流文学奖”。

吴浊流的文学创作最早始于汉诗，1928年参加“苗粟诗社”，写旧体诗词，并坚持几十年，做诗上千首。主要作品有中短篇小说《泥沼中的金鲤鱼》、《功狗》、《先生妈》、《陈大人》、《波茨坦科长》、《铜臭》 等，长篇小说代表作《亚细亚的孤儿》，自传体长篇小说《无花果》、《台湾连翘》，以及许多游记和文学评论，其文学成就突出地表现在小说方面。

小说内容　　吴浊流小说创作以台湾光复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其主要成就在日据时期 ，主要内容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探讨知识分子的命运  吴浊流是一位大器晚成的作家，1936年，他发表处女作《水月》时，已近不惑之年。小说描写了一个普通知识分子仁吉生不逢时，空怀壮志，梦想破灭的悲剧。与《水月》中的仁吉不同，《功狗》中的主人公洪宏东已渐趋觉悟。洪宏东中学毕业后因学习优秀，被留校任教。他一生勤苦工作，多次受到奖赏，但仍改变不了代用教员的命运。当他贫病交加之时，被免了职，一生的心血只落下咯血的肺病和几张无聊的奖状。在他被逼到绝路之时开始醒悟到日本人所宣扬的“日台平等”的欺骗性，因此感到异常悲愤。

在对知识分子命运的表现上最具代表性的应是作者写于1943年至1945年间的长篇小说《亚细亚的孤儿》。这部作品被公认为现代台湾文学史中“一首雄壮的叙事诗”。作者写作的时期正值抗战后期，也是日帝对台湾统治最严酷最黑暗恐怖的年代。吴浊流甘 以巨大的勇气写这部长篇，住屋的前面就是“台北警察署的官舍”，因此，“相对于战争时期台湾作家的写作自由受到相当严格的箝制，吴浊流以‘为自己而写，没有想到要发表’而获得了‘畅所欲言’的空间。在日据时代的台湾文学作品中，这是一本独一无二的‘历史文献’”。《亚细亚的孤儿》记录一个台湾知识分子胡太明艰辛 、坎坷的人生经历，以台湾、日本和祖国大陆为活动舞台，在广阔的历史空间内，展现了一个台湾知识分子从幻想到苦闷、到彷徨、直到觉醒反抗的心路历程。 

 胡太明出身于日殖民地下台湾农村旧式地主家庭，受家庭影响，他自小接受汉学教育。新思潮冲击下的胡太明到日、台学生混杂的新学堂读书，毕业后到农村小学任教，本想埋头教书，不问政治，独善其身。但日籍教师 殴打台籍教师事件，以及与日本教员内藤久子的恋爱痛苦使他真正尝到倍受凌侮与歧视的滋味。他东渡日本，隐姓埋名，攻读物理；但被发现是台湾人后，疑为间谍。返台后求职无门，又潜至大陆。在大陆他经历了婚姻的不幸，并被疑为日本间谍，抓进监狱，幸被营救逃回台湾，但因被台湾当局疑为中国间谍受到监视。至此，胡太明明白了在中日民族斗争夹缝中幻想做一个和平的知识劳动者的虚妄，他的经历加深了他的自卑感和孤儿感。接着，在抗战时期于大陆做日军翻译的他，亲眼目睹了同胞们在日寇铁蹄下的痛苦呻吟或无畏反抗 ，在不断的反省中终于走上了抗日救亡的道路。

小说通过胡太明三返祖国大陆的坎坷经历与心灵磨难，探讨了日殖下台湾知识分子的现实出路，书写了台湾同胞强烈的飘零感与孤儿感，突现了台湾人特殊历史情境中的“孤儿意识”，具有重要的社会历史意义与认识价值。

揭露“皇民化运动”  写于1944年的《先生妈》是揭露日本殖民者所奉行的“皇民化运动”的力作，透露出作者的民族激情与忧患意识。《先生妈》主要写了两个人物：先生妈和其子钱新发。通过“皇民化运动”中二人因态度不同而导致的家庭矛盾纠纷，折射出在殖民地同化奴化政策面前，对民族母体文化的两种立场。钱新发出身贫寒，为发财不择手段，靠妻家财资开设医院，并耍尽手段，成为首富。为追逐金钱而争做“国语家庭”，极力响应“皇民化”。不仅在吃、穿、住、行上完全日本化，还改日本名字为“金井新助”，其丑恶嘴脸与奴性 毫发毕现。而他的母亲固守民族传统，拒绝“皇民化”，把和服用菜刀砍碎，并穿着中式衣裤大声说台湾话，斥责儿子的恶行劣迹。作品以辛辣的嘲讽，对毫无操守的民族败类进行审视的同时，以忧郁、崇敬的心情歌颂了民族的母性。从一个平凡的母亲身上暗示了中华民族不可凌辱的不屈之魂。 

 对女性命运的关注  除对民族命运的关注外，吴浊流的某些作品还表现出对女性命运的思考。短篇《泥沼中的金鲤鱼》便是这样一个作品。出身于书香门第的聪慧女子月桂，被叔父许给富家做姨太太，以换取丰厚聘礼。她逃离家庭后，应考台北商业公司女职员，却被社长骗至公馆奸污。她举起椅子击倒色狼，愤而南下台中，决心献身女权运动。 主人公在家庭与社会的双重泥沼中奋起，并发出了“整个像泥沼的社会，非全部浚渫清净不算复仇”的反叛之声。从对历史的关注到对女性命运的书写，反映了吴浊流驾驭题材的多种能力。

揭露为官者的丑恶  这类作品集中于战后的创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写于1947年的中篇小说《波茨坦科长》。在这篇小说中，作者的笔锋直指国民党的贪官污吏与无耻政客，在进行社会写实的同时，具有强烈的讽刺力量，显示了作者一以贯之的严正历史批判精神。南京汪伪政府督察处特务科长范汉智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与处长瓜分金条、钞票，逃到上海，并混入国民党逃往台湾的“接收大员”行列，化名范新生，来到台湾，并骗得一位台湾姑娘的信任。小说以他们的婚姻为线索，多角度展示范汉智怎样不择手段地抢占日产，勒索百姓，贪污受贿，大发横财，最后被捕法办 ，为读者展示了台湾光复初期人民苦不堪言的生活现状。作品表现出强大的控拆与揭露力量，流露出作者对时局的不满，对民族前途的深沉忧患。

总之，吴浊流的小说创作继承和发扬了由赖和、杨逵所开拓的写实传统，他以一种大无畏的为历史作证的文学精神，真切地描画出台湾社会历史的性格，再现了战时战后台湾社会的面影，显示了永远不屈的铁血之魂。

艺术成就　　吴浊流小说的艺术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鲜明的历史感和现实感  吴浊流是一位具有强烈使命感的写实主义作家，他在《吴浊流选集》自序里说 ，“我写的小说带有历史性的性格，所写的各篇都是社会真相的一断面”，他也因此被誉为“记录历史的人”。吴浊流的小说为我们展现了日据台湾社会的全景图 ，从对知识分子命运的探寻，到对民族败类的丑恶灵魂的烛照，作者以史学家的眼光观察社会，为历史作了铁证；同时又以文学家的笔触描写人生，艺术地再现了当时台湾社会的典型环境，塑造了文学画廊中不朽的典型形象。尤其是《亚细亚的孤儿》可以说是日据时代台湾社会的一面镜子。

突出的民族性与乡土性  吴浊流在强烈的民族意识支配下进行创作，综观他的小说创作，作品所揭示的主题与人物的塑造都显示了作者强烈的民族意识。

首先表现在他所塑造的人物身上。《亚细亚孤儿》中的胡太明的经历与最后的选择，《先生妈》中先生妈的微言大义，勾勒出维护民族尊严的人物形象； 又如《幕后支配者》中的阿九哥，性格交织着顺从与反抗，但民族的自尊始终如一、这一复杂人物形象的刻画，更具有普遍的代表性。

其次，吴浊流小说的民族性还体现在他对民族形式的运用上。吴浊流非常注重民族形式，反对对外来形式的刻意模仿，他在《漫谈文化沙漠》一文里，深刻地指出了“模仿文学”的弊端。 他在结构上，善于以故事为依托，以时空定向布局谋篇；在人物塑造上，善于勾勒人物外貌特征，用人物自身言行显示性格；在语言上，写景状物，简洁传神，含蓄蕴藉。

吴浊流小说的民族性与乡土性是密切相关的，在讲述故事，塑造人物的同时，乡风、乡俗与乡情就不知不觉形诸笔端，他的小说处处洋溢着浓郁的民俗色彩和乡土文化意识，也显示了他对母体文化的钟爱与认同。

强烈的讽刺性与喜剧性  讽刺手法在吴浊流小说中运用十分普遍，讽刺像他手中的利刃，直刺日据时代那些丧尽民族尊严的走狗汉奸、御用绅士之流。

有些作品的题目就具有讽刺性，如《波茨坦科长》，作者将波茨坦宣言所带来的灾难与利用灾难为己谋利者进行对照，显示了巨大的讽刺力量。在塑造人物形象时， 他善于运用漫画手法、对比手法和自相矛盾的手法，以达到强烈的讽刺效果。如在《狡猿》中，作家以冷峻地描画了 江大头的小丑嘴脸：“他外出时，必定要撑一把洋伞，坐在三轮车上，左顾右盼，威风凛凛，神气十足”；在《先生妈》这篇小说中还运用对比手法，让一个日本殖民者的忠实奴才与“皇民化运动”的坚决反对者进行对比描写，以达对钱新发之流的绝妙讽刺。作者还运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法进行讽刺。《陈大人》中的陈庆英，本是巡查补，以抓赌为其职，但他自己又赌又嫖，一个道貌岸然的恶棍形象在这里暴露无遗。

讽刺手法的运用，使吴浊流的作品具有鲜明的喜剧色彩，也增添了作品的幽默与犀利，显现出对现实的批判锋芒与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