琴声岁月

——旅美钢琴家殷承宗的钢琴之路

■戴海蛟 执笔

与钢琴结缘

2001年12月25日的晚上，世界著名钢琴家殷承宗、小提琴家薛伟、大提琴家秦立巍三位音乐家炉火纯青的精湛技艺，征服了厦门艺术剧院在场的每一位听众。这是专门为2002年10月在厦门举行的第四届柴可夫斯基国际青少年比赛筹款的义演音乐会。一曲钢琴协奏曲《黄河》，把音乐会的高潮推到了顶峰，把听众的情感引向了极至！这部凝重雄浑、气势磅礴、代表着中国民族精神的钢琴协奏曲，在殷承宗的指间表现得那样淋漓尽致，并不仅仅因为他是这部钢琴协奏曲的创作者，更是他半个多世纪来如梵高对待绘画艺术那样对钢琴艺术的忘情追求:“我总觉得音乐跟我非常近，钢琴跟我很近。我大概在三、四岁的时候，就已经非常喜欢钢琴，成天躲在钢琴底下，听他们弹琴，所以一直就很喜欢钢琴。”

借着殷承宗回厦门演出的机会，我们《闽南人》纪录片摄制组来到他下榻的金雁酒店采访他，这时殷承宗正与著名女指挥家郑小瑛女士以及他的夫人陶宗舜女士排练将在音乐会上演出的曲子。在不影响他们练琴的前提下，我们尽情的捕捉精彩的瞬间。然而就在当我们把镜头推向他的双手时，着实让我们吃了一惊，在他每个手指上几乎都缠着胶布！或许这就是他每天练琴练五、六个小时的缘故吧！我们利用他们休息的间隙聊起了他的童年、壮年，聊起了他的一生。

1941年春夏之交，殷承宗出生在被誉为“琴岛”的厦门鼓浪屿，这个素有音乐家摇篮之称的小岛，孕育了像殷承宗、林俊卿、李焕之、许斐平、陈佐煌等一批饮誉海内外的著名音乐家。殷承宗不是出生在音乐世家，但他从小出入教堂，唱赞美诗（当时他已经能够背出三百多首赞美诗），音乐和钢琴成了他相伴一生的至爱。

殷承宗的父亲有两房太太，大妈育有五个子女，殷承宗母亲育有九个子女，殷承宗是老七。他的大妈比较有钱，他的父亲和大妈经常住在上海。在殷承宗七岁的时候，他们回到厦门，殷承宗帮他的大妈整理房间和摆鞋子：“那个时候我大妈妈给我两块美金。那个时候一块美金，可以学四堂课，所以就学了一个月的钢琴，开始的时候学会看谱子，另外一块美元，我就拿去买了一本谱子，就那么开始的。”

1950年的个人独奏音乐会

学了一个月钢琴之后，殷承宗便开始他的自学过程。家里有客人来，只要对方会弹钢琴他就问上几句。就这样一边弹、一边学，虽没有钢琴老师，到九岁时，殷承宗就会弹很多曲子了。1948年，殷承宗的父亲和大妈一家去了香港，只留下一栋大房子和九个小孩给殷承宗的妈妈。1950年，为了给哥哥、姐姐们赚取学杂费，大家商量让九岁的殷承宗举办一个独奏音乐会。仅仅学过一个月钢琴的殷承宗在演奏前，请了陈振原先生教了两、三个月的琴。1950年的春天，在鼓浪屿的教会学校毓德女中（现在的三一堂）的礼堂，开了殷承宗的独奏音乐会。当时他弹奏的曲子有肖邦圆舞曲、舒伯特小夜曲、军队进行曲以及刚解放时的革命歌曲如《解放区的天》等。在那个年代一个九岁的孩子可以开独奏音乐会，在鼓浪屿是一件很大的事情，礼堂里近三百个位子坐得满满当当的，音乐会取得了成功，殷承宗的兄弟姐妹们的学杂费也因此有了着落了：“这个音乐会我觉得很有意义，我不单弹了很多外国的东西，在当时已经开始搞一点创作了。过了多少年以后，我又创作了很多中国的东西出来。其实在那个时候，已经有这个苗头出来了。”

求学之路

独奏音乐会的成功给了殷承宗极大的鼓舞，同时也坚定的他要学习音乐，成为一名“人民音乐家”的信念。就是为了实现这个人民音乐家的梦，12岁的殷承宗选择了离开故乡，迈出了他人生重要的一步，开始了他长达五十年的音乐生涯：“我觉得在学习钢琴过程当中，最主要的就是，有几个关键性的决定，第一个就是走出鼓浪屿这个岛，这个是很不容易的，在当时54年那样的情况下，福建一寸铁路都没有。那个时候经过了五天，坐了五天的卡车，有时候半路还要躲飞机，对一个小孩来说，能够下这个决心，我觉得是非常关键的一步。于是我就是凭着音协的25块钱，拿着一个小破箱子就走了。”

1954年夏天，殷承宗来到了上海，并报考了上海音乐学院附中：“我是那年夏天去的上海，就睡在学校的地板上。”报考的考生共有2000多人，但只录取40名。考场上，他弹奏了贝多芬的《悲怆奏鸣曲》，这位年仅12岁的少年乐感、力度的把握和对曲子的理解、诠释都很到位，视唱、练耳和音乐理论也考得很出色，一下就征服了所有的主考教师，以第一名98分的成绩考上了上海音乐学院附中，开始了他正规的学琴之路：“因为我当时要的那个招生简章，要错了，我考的是附中，我要了一个考大学的简章，所以我全部准备的课程，还有准备的曲子，全部按大学的要求去练习。所以我去考中学就非常容易，一下子什么都会了，所以他们当时也很惊奇。”

入学之初，著名小提琴家马思聪的妹妹马思荪从众多的新生中看中了殷承宗，成了殷承宗第一位正式钢琴老师。两个月之后，苏联专家谢洛夫来到上海音乐学院教书，同时也到附中来挑选学生。谢洛夫看上了殷承宗的音乐才能，殷承宗成了谢洛夫所教的七、八个学生中最小的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位中学生。

在音乐学院附中，殷承宗班上的同学基本上都是上海人，从福建来的只有两个。刚到上海时殷承宗只拿了一个小箱子，上海的亲戚为殷承宗买了一个棉猴御寒和做了一床棉被，没有褥子。殷承宗便买来了一些稻草，搞一块布包起来当褥子。由于稻草不断掉出,在第二学期的成绩单上，批评他不讲究卫生。生活虽然艰苦，但殷承宗感觉非常愉快。他经常可以应邀到上海同学家中玩。上海音乐学院在郊外，校园很漂亮，有运动场，有小河，有小岛，环境优美，又安静，对学习非常有利。殷承宗不仅钢琴弹得很好，各门文化课都名列前茅。最使殷承宗在校园出风头的是他的体育，在运动会上，上海的孩子们都穿着带钉的跑鞋，而从鼓浪屿出来的殷承宗却光着脚丫子，又是跳远、又是100米……各项都拿第一名。在音乐学院附中，殷承宗担任过班长，少先队的大队长。就是在这样的气氛之下，殷承宗度过了在音乐学院附中最初的两年。

在上海音乐学院期间殷承宗还在北京、天津先后跟塔图良、阿尔扎玛诺娃和克拉芙琴珂等苏联专家学琴。时隔不久，列宁格勒音乐学院的克拉芙琴珂来到上海音乐学院讲学，听了殷承宗的演奏之后，认为他很有音乐天赋，于是把他带到了当时还设在天津的中央音乐学院，准备让他参加罗马尼亚的阿聂斯库钢琴比赛。

1958年，十六岁的殷承宗来到了罗马尼亚参加比赛，由于第一次参赛没有经验而落选了。但他并不气馁，大师们的精湛技艺成了他发奋学习的动力。回国后，他每天清晨5点就起床练琴，一直弹到晚上才休息。如今年近花甲的殷承宗每每回忆起这段经历，他却有自己的看法：“比赛得奖满载而归，比赛不得奖，也可以满载而归。因为我觉得一个是可以激励你，另一个我觉得我还是学到了东西。因为你比赛得奖的时候，后来我几次比赛得奖的时候，我听不到其他选手得演奏，因为自己一直要练，而且一直到最后一轮，我就没有学习的机会，所以我说，要没有第一次的失败，也不会有第二次的成功。”

与恩师Cravchinko合影

1960年，殷承宗以交换学生的身份赴苏联奥德萨音乐学院学习，3个月后，转入列宁格勒音乐学院继续跟随克拉芙琴珂学习。她不但会教琴，而且会根据学生的特长启发学生，在这里殷承宗除了学习专业课程外，还兼修室内乐、伴奏课及各种音乐理论。

1962年，克拉芙琴珂让殷承宗参加世界乐坛瞩目的第二届柴可夫斯基钢琴比赛。柴可夫斯基钢琴比赛曲目繁多，每个选手需演奏几个小时，而参赛者又多是各国的职业钢琴家。这对当时还是大学二年级的殷承宗来说，是一次严峻的挑战。有备而来的殷承宗演奏了柴可夫斯基《降b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这位只正规学了8年钢琴的20岁中国青年，以他超常的才华征服了从世界各国请来的专家评委，获得了第二名。中国著名女指挥家郑小瑛女士当时也在苏联留学，只是她在莫斯科。回忆起殷承宗比赛的经过她总是眉飞色舞：“殷承宗参加第二届柴可夫斯基钢琴比赛的时候，他来到莫斯科，我记得那天他要去比赛，我们下午把他关在女生宿舍里，女生宿舍有个套间，把他关在里间，外间就隔开，谁也不许进去吵他，让他睡觉。睡醒以后，我们就喂他牛肉，他是一定要吃饱了肉，他上台才有劲。一公斤肉让他放到肚子里，然后他就去比赛了。他那次发挥得很好，但是由于政治原因吧，只给了他第二名，那也很不容易了，真刀真枪的能干到第二名，所以大家都非常高兴。”

为钢琴找出路

由于中苏关系恶化，殷承宗于1963年回国，回到北京中央音乐学院继续他的学业。回来后，才知道在音乐领域已经有了很多限制，连钢琴也不能弹了，在这种情况下，他想必须学点民族的东西，为钢琴找条出路。
文革初期，不能弹琴，后来钢琴又被没收，殷承宗他担心久不练琴，本来不大的手会变小，他只得天天撑手指，在自己画在窗棂上的键盘上练习。没想到复出后，他的指间距反而撑大了，过去没法弹的拉赫玛尼诺夫第二钢琴协奏曲十度和弦反而变得可以弹了。

殷承宗受到毛主席的接见

1963年岁末，他被挑选到中南海参加为毛主席了解当时文艺界的情况而举办的一个小晚会。殷承宗的钢琴被安排在最后一个节目，他弹了自己创作的《秧歌舞》和肖邦的《诙谐曲》第二号。毛主席听了非常高兴，称赞他弹得很好，要他以后要多搞一些民族的东西。

殷承宗毕业后分配到中央乐团担任钢琴独奏。第二年他到通县下乡，交上了许多农民朋友，回来后用一些革命歌曲和农村小调为素材写了一首《农村新歌》。没想到这首朗诵加号子边唱边弹的钢琴曲还被制成唱盘，周总理听后，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这次实践使殷承宗深受鼓舞。

殷承宗等人把钢琴搬到天安门前演出

殷承宗为《红灯记》作钢琴伴唱

文革期间，殷承宗为了给钢琴找一条活路，也为了证明钢琴也能弹中国人能欣赏的曲子，他和几个朋友商量决定在天安门广场演奏。1967年5月殷承宗和中央乐团的几个年轻演奏员，把一架立式钢琴用汽车拉到南池子，再一步步挪到天安门金水桥下边。当时他除了演奏语录歌和《农村新歌》外，基本上是群众点什么就弹什么，而且边弹边唱。一连弹了三个下午，围观的群众一天比一天多，有的听众让他弹京剧的曲子，殷承宗不懂京剧，但当时中央乐团正在搞交响乐《沙家浜》，他对这些曲调还比较熟悉，于是连夜作了一首《沙家浜》中沙奶奶的唱段的伴奏曲，找了一名会唱京剧的人去唱，结果大受欢迎。由于殷承宗在天安门的演出获得强烈反响，中央乐团领导决定让殷承宗去搞创作，准备在当年的国庆节期间演出。当时殷承宗带了一个创作组创作出了轰动全国的钢琴伴奏《红灯记》。

创作钢琴协奏曲《黄河》

为了收集《黄河》钢琴协奏曲素材与百姓交谈

然而对殷承宗来说，用钢琴弹奏京剧只不过是权宜之计，要让钢琴能正式走上舞台，必须创作钢琴协奏曲。于是他和几位音乐界的朋友一起研究适合钢琴演奏的题材，最后决定以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做基础，谱写《黄河》钢琴协奏曲：“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钢琴几乎不能弹了，那后来借助于京剧《红灯记》开始上台了。但是我们想，钢琴要真正站出来，重新回到舞台上，需要有一部协奏曲，所以就开始想搞黄河钢琴协奏曲。从我们的出发点，怎么样让老百姓能够懂，那这里头不光是要技术的问题，一定要有很深的内涵，你只有到过黄河那个地方去，和船夫们一起摆渡、去拉纤，才能真正体会黄河的真正内涵。”

钢琴伴唱《红灯记》是殷承宗一个人写出来的，但到了写“黄河”时，当时只能集体创作，他觉得学要组织一个创作小组，最后这个创作小组有殷承宗、储望华、盛礼洪，再加上殷承宗的一个学生许斐星做秘书组成，由中央乐团的军代表带领殷承宗等人到黄河去体验生活。他们一行五人首先来到了黄河的险段壶口。壶口在陕西、山西的交界处，是黄河在经过一段很宽的河床后，忽然变得非常窄，紧接着一个大陡坡，这样汹涌的河水一下子形成了千丈的瀑布。

到了壶口后没有道路，车不能行驶，他们只好走路。当地的人们形容壶口“十里冒烟，旱地行船”，一路上他们为了体验生活与农夫们一起劳动，与船夫们一起拉纤，一起摆渡，一起喊号子……那种惊心动魄的感受是任何参加的人都终身难忘的：“‘黄河’是一种象征性的东西，是中华民族的勤劳勇敢，敢于拼搏，敢克服重重困难的象征，是这样一种意志，一种斗志的描写。当时我们也是去采访很多农民，还有当时的那些抗战游击队，听他们讲，延安窑洞也都去过，这些东西到现在还记忆犹新，弹《黄河》的时候，我就会想到那些东西。”

深入生活之后回到北京开始写作，他们决定用组曲的方式一段一段地写，最后分成：《黄河船夫曲》、《黄河颂》、《黄河怨》、《保卫黄河》。以后又把《黄河怨》改为《黄河愤》，把黄河大合唱的资料归到里面。到他们写第四段时，创作小组又增加了中央音乐学院的老师刘庄。

周总理与殷承宗亲切握手

1969年年底他们完成了“黄河”的创作，交上去送审。1970年2月，中央政治局在人大小礼堂审查《黄河》。那一天殷承宗非常激动，他还记得在弹第四段“保卫黄河”时，周总理一直在那里打拍子。乐曲刚完，总理就感出了：“冼星海复活了”。当天在场的所有人情绪都特别高涨。1970年5月1日，“黄河”在民族文化宫正式演出。在演出中，殷承宗腰给扭了，不能动弹，经过紧急处理，他又被抬回舞台，扎着绷带继续演出，《黄河》的首场演出获得了异常的成功，然而殷承宗却三天动弹不得。

今天看来这部杰出的经典钢琴协奏曲能受到各国的普遍欢迎，在三十几年内演出500多场，让中国钢琴艺术走向世界，殷承宗的贡献功不可没。

走出国门

“第一步走出鼓浪屿，第二步走出国门。一个家门，一个国门，这个对我的艺术都具有决定性的，因为当时那个情况，我要留在国内，我的艺术会萎缩，会遭到各方面因素的干扰。虽然在美国对我来说，开始非常艰苦，是一块陌生的土地，无论语言还是文化，都是从零开始。”

1979年隔离审查结束后，殷承宗有了要到国外去的想法，他希望能静下心来好好整理自己过去的作品，并重新开始演奏。要出来重新奋斗，需要很多的曲目。殷承宗说自己在国内的这些年都是在搞民族的东西，西方的作品生疏了。从1979年到1983年的这几年中，殷承宗为此做了一些准备。他练就了十个钢琴协奏曲，和许多套独奏音乐会的曲目。

1983年2月，殷承宗带着女儿来到了香港。他说以往在国内无论到哪里，一切事情都是由别人给安排好的。如今自己到了香港，马上就觉得两脚都踩空了。来香港的第一天殷承宗又把带来的钱给丢了，此时的殷承宗心里更加茫然，不知道到了美国应该怎么办。

在香港殷承宗与美国的演出公司SHOW取得了联系，香港的音乐界朋友们也为他举办了一些小型的筹款音乐会，殷承宗同时利用短暂逗留香港的一个月时间，个别指导一些学生。就凭借着一千五百美元的筹款，殷承宗在1983年3月离开香港向美国出发。

到了美国后，演出公司的老板专程从纽约赶到旧金山见殷承宗。随后，该演出公司与殷承宗签约，安排他在同年的9月在纽约卡内基大厅进行美国的首演。初到美国的殷承宗无论在经济状况、还是语言、身份上都面临很大的压力。当时殷承宗夫人先期来到纽约留学，住在神学院院长的家中，为院长夫妇家打扫房间，因此无需交房租。殷承宗从旧金山搬来之后，神学院院长十分敬佩殷承宗的音乐才华，专门腾出一个房间作为殷承宗的琴房。在得到斯坦威钢琴公司的帮助租了一架钢琴后，殷承宗开始了新的奋斗。

纽约卡内基大厅是美国著名的音乐殿堂之一，多少音乐家都梦寐以求要到那里演出。1983年9月28日，殷承宗在卡内基大厅举行了他的首次独奏音乐会。《纽约时报》的评论称赞他：“藉着那台异常明亮的斯坦威琴，殷承宗在贝多芬和李斯特的曲子中展现出的超人力度和速度，证明他堪与第一流钢琴家并驾齐驱。”随后，殷承宗到美国大大小小的城市巡回演出了上百场，并到俄国、加拿大、英国、新加坡、韩国、菲律宾和香港、台湾地区演出，他说，每次演奏中国的交响乐作品，每次都会有新的感受。

当然，事业成功的背后，殷承宗的夫人始终在支持着他。说起夫人陶宗舜，殷承宗总是很感激：“因为到美国去，我要学很多新的东西，弹很多新的协奏曲，她经常给我弹第二钢琴，作为乐队部分，来帮助我准备新的曲目。另外她又是半个中医，按摩啊，穴位，中药什么东西都比较在行。这一方面，对于生活的调剂，健康方面，我觉得她都起了很大作用。所以我们生活还是很有规律，大家说我年轻，所以我觉得，也有她的一份功劳。”

情归故土

“我觉得鼓浪屿对我来说意义非常大，从这儿出去，走到哪儿我都不会忘。”

1993年，应中央电视台的邀请，殷承宗在阔别祖国十年之后第一次回国，并受到热烈欢迎。此后，殷承宗每年都回国两、三次，为祖国钢琴艺术的发展奔忙着。同时也为故乡的音乐发展费尽心力。

2001年的这次厦门之行，殷承宗是专门为了2002年10月在这里举行的第四届柴可夫斯基国际青少年比赛来的。为了让参赛的选手有一个好的比赛环境，殷承宗走遍了厦门市的每一个音乐厅。著名女指挥家郑小瑛女士对他的这种精神很是赞赏：“给我印象很深的就是他对艺术的精益求精，对人民负责的态度。我记得他那个时候，那年他除了跟我们合作以外，他还到了一些小地方。小城市没有好钢琴，他就自己买了一台钢琴，就放在北京或厦门什么地方，他回来要到中小城市去，他就抬上自己的那个钢琴，到那里去，就是为了让从来没有听过钢琴的老百姓，一听，哇，钢琴是这么好的一件乐器。这里头就是体现了一个艺术家的很高的情操。像最近他要把柴可夫斯基青少年国际音乐比赛引入厦门，来面向世界，来把国际音乐届的眼光，聚焦到厦门来，我想这也是他的一片苦心。”

如今殷承宗已到花甲之年，但他每天仍然要花几个小时练钢琴,为的就是要实现他在钢琴道路上的人生目标：“刚到美国的时候，华盛顿电视台采访的时候，因为我也很清楚我出去的目的是什么，我不是想去做生意，去发大财，我想我第一个目标，还是要成为一个世界一流的钢琴家，要继续我的演奏。第二个目标，因为我跟其他的钢琴家有不太一样的就是，我有一部分节目是人家没有的，我现在想想看，我所有弹过的中国曲子大概可以做出四、五个专辑。我现在也慢慢在做，我很想在有可能的情况下，要向世界来介绍中国的钢琴文化。第三个目标就是因为我从小就很喜欢教学，我想我有这么丰富的舞台经验跟演奏的经验，我应当要传给年轻的钢琴家。”

在追求钢琴艺术的艰途中，殷承宗饱尝了个中的酸甜苦辣，凭着对钢琴的热情与执着的追求，我们有理由相信，殷承宗的钢琴人生将会弹奏出更动人的乐章,因为他生命中有黄河有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