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情燃烧的岁月

●谢勤亮

谈起革命岁月，王老十分激动

我们在北京见到王老有两次。一次是在1999年夏天，我们把拍摄《闽南人》的计划向王老做了汇报。王老听后很高兴，非常支持这个计划，并欣然为我们题写了片名，三个遒劲有力的大字——“闽南人”。第二次是在时隔两年之后的秋天，2001年10月，我们正式赴北京采访王老。两次会面虽然短暂，然而却消除了我们心中的疑虑，王老并没有我们想像中的那么威严，而是常人般的平和与可敬。

王老如今已近八十了，然而记忆力却是惊人的好。特别是回到那硝烟弥漫的革命岁月，王老生动地向我们描述了当时的情景，当时的一个人物、一个细节，甚至连时间地点都那么具体与实在。而王老谈起往事的那份庄重、肃穆和激情，似乎向我们真实地展现和还原了一位丰满的革命战士形象。遥远的革命往事不再那么遥不可及，老一辈革命家的那份情感瞬时变得那么真实可亲……那天王老一口气讲了两个多小时，几乎没停过。可以看出，采访结束后王老的情绪还非常高昂。

一生的走南闯北的革命生涯，王老习惯了那种紧凑的工作生活节奏。退休后，一方面是思乡心切，一方面是扭不过乡亲们的那份热情，到家乡走走成了王老最喜欢的事情。回祖厝看看，同乡亲们叙叙旧，在看看家乡的发展情况，王老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或许这正是对他一生远离故土最好的补偿吧！

忆往昔，王老感慨万千。让我们与王老一起体味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忆峥嵘岁月

——王汉斌访谈录

厦门华纳文化传播公司供稿 谢勤亮执笔

秋天的首都已蒙上一丝的寒意，偶尔一阵秋风吹过，引来路边一排柳树沙沙作响。天安门广场上的升国旗仪式，我们感受到首都特有的那份庄严；在长安街，清晨的车辆来来往往，显示出这座文明古都向国际大都市迈进的匆忙脚步；在北大，未名湖面已结了一层薄冰，学生们三五成群地在湖边或早读或晨练。徜徉于校园的林荫道上，我们体味着最高学府的那份静谧。

对首都并不陌生，但是深秋北京似乎更让我们感到别样的美丽。

2001年11月底，《闽南人》摄制组来到北京，采访已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王汉斌，这位从闽南小山村走出来的人大副委员长。

走进王老的书房，一份古朴典雅的韵味扑面而来。墙上早已被几个棕色的大书架所占据，书架上分门别类地收藏着各类典籍。书柜的前面是两张沙发和一张茶几，茶几上面还放着几份报纸和文件，一副老花镜随意地架在上面，而旁边的一杯热茶还冒着热气。可以看出，王老刚刚看完今天的报纸和文件。

王老仍对往事记忆犹深

或许是王老一贯的作风，也或许是我们从老家过来的缘故，王老对我们格外热情，不断向我们询问家乡的情况。就在这个书房里，王老向我们讲述了他一生的革命经历……

童年时代

1925年，在泉州惠安一个普通的小乡村，王汉斌呱呱落地了。出生在这样一个社会动荡的年代，似乎冥冥中注定王汉斌这一辈子要与革命结缘。而祖祖辈辈脸朝黄土背朝天的乡亲们更没有想到，这里走出了一位共和国人大副委员长。

惠安是泉州当时有名的贫困县，而王汉斌所处的小山村情况更加严峻，王老如今还清清楚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我们村里最破的房子就是我们家，看到最破的房子那肯定就是我们家。”王老的堂亲回忆说：“穷啊！那一阵子，全家甚至全村都没得吃，很困难，只能吃白薯加白薯渣煮的白薯汤，有时还吃米糠。”王老的祖屋早已没人居住了，现在由他的堂亲照看打理。

村口的那条小溪、地里的那棵老槐树、家门口的那口老井，还有曾经就读过的那所小学堂，这些熟悉而又陌生的景物每每都勾起王老对童年生活的无限回忆与暇想。

“我13岁的时候，父亲就教我《论语》、《左传》，还有《古文观止》、《孟子》。那时候我父亲每天都要我背诵一篇《孟子》，一篇《古文观止》、《左传》……我小时候就在惠安的乡下玉坂念书。1988年我回去，还专门到东园小学去看了一下，教室基本上就是剩下几堵墙了，天花板都开了，那是个教会学校。那年我去看的时候，有些人在旁边说，这是台湾来的，来看教堂的……”

远赴南洋

《西行漫记》

抗战爆发以后，中华民族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为了避难，年仅12岁的王汉斌随嫂嫂到缅甸仰光父亲和哥哥那里，在仰光继续上学。他常常到仰光华侨进步人士办的图书馆看书，开始接受进步思想的熏陶。在那里，他第一次看了《西行漫记》,并迷上了这部由外国记者撰写的作品。1941年，年仅16岁的王汉斌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了漫长的革命斗争道路。

“中国人都有强烈的民族感情，都有抗日思想。我受到当时进步老师的影响，在仰光上小学的时候就开始看进步书籍。我在仰光念了一年小学。小学毕业以后，家里经济比较困难，我有半年的时间没有上学。那时，我就经常上图书馆，看了不少进步图书。记忆最深的是《西行漫记》，所以这本书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我上中学同班有一位同学，他岁数比我大，常常介绍我看进步书籍、杂志,他应该说是我的启蒙人。他还介绍我认识进步朋友，参加进步的读书会，后来就经过关系介绍我入党。我入党是新四军事件以后两个月，大概在三月份，1941年3月入党，介绍我入党的就是当时我们在读书会认识的进步朋友。”

日军的暴行激起炎黄子孙的强烈愤慨，抗日救亡浪潮风起云涌。身为共产党员，王汉斌在仰光积极参加华侨学联抗日救亡运动，发动华侨募捐，呼吁抵制日货，响应国内革命活动。此时王汉斌虽然还只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年，但却承担了大量的革命工作，先后担任中共仰光区委委员、华侨中学支部书记，并参加华侨战时工作队，在早期积累了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谈起当时运动的情形，王老非常激动。“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珍珠港事件那天好像就是礼拜天。那天我们就在仰光的大湖边，缅甸华侨学生联合会举行纪念‘12•9’活动。那个时候仰光进步的各界青年活动还是比较活跃的，影响也比较大。当时学联的活动主要就是我在那里负责，因为华侨中学是仰光华侨最大的学校。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党在缅甸曼德礼组织缅甸华侨战时青年工作队，党组织要我从仰光到曼德礼参加。4月初，日本轰炸曼德礼，当时轰炸是整条街的炸。我们战工队住的云南会馆中了好几颗炸弹。那天战工队牺牲了三个同志，还有不少人受伤……轰炸时别人在前面跑，我在后头，结果人家前面跑的有的被炸伤了，我后面跑的却没事……”

转战国内

珍珠港事件以后，美国的加入使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全球全面拉开，日本帝国主义也把它的魔瓜伸向了东南亚。1942年日军占领缅甸的大部份国土，当地的华侨党组织被迫分批撤离回国。在组织的安排下，王汉斌逃过了日军的追击和轰炸，几经周折回到昆明。

西南联合大学

王汉斌参加革命运动后，虽然儿时父亲所培养的那份文学爱好使他始终没有放下案头的学习。但自从中学毕业，局势的混乱和革命工作的繁忙使他再也没有受过系统的教育，而在昆明稍显平静的日子再次激起了王汉斌那份求知欲，萌发了进高校学习的想法。1942年，王汉斌从缅甸回来后不久便考上西南联合大学，先后就读于中文系和历史系。

当时，西南联大集中了多所名牌大学的知名教授，王汉斌很庆幸自己能聆听几位大学者的亲自授课。“中文系的几个教授都是很有名的学者……闻一多讲《诗经》挺有意思的。他解释《诗经》，尤其解释‘国风’特别有趣。他说‘国风’就是民歌，不但是民歌，而且还是情歌。‘国风’，‘风’就是‘情’。我从他那里头一次听说这种解释。原来认为《诗经》是孔夫子编写的，还不是挺古板的……历史老师就是吴晗，他给我们讲《中国通史》。”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时值国家危难、民族存亡之秋，王汉斌同全国亿万热血青年一样，置安危于度外，全身心投入抗日救亡的洪流中去。他凭借在缅甸积累的丰富革命经验，积极组织和领导学生运动，反美反蒋斗争，先后担任“民青”第一支部委员、中共西南联大第一支部委员。多少次走在学生游行队伍的最前面，多少次在街头募捐，多少次在台上振臂高呼，回忆起当时的情景王老依然满脸的感慨。“那年日本打到贵州，当时我们认为日本人可能打到昆明，西南联大的学生进步运动就开展起来了。1944年12月25日，昆明各大中学进步组织联合举行云南护国起义纪念大会，闻一多先生等人在会上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国民党特务在会场进行捣乱，大家情绪激昂，当场决定举行游行示威，表示抗议，进步活动就开展起来了。在这个基础上，壁报、社团，还有读书会，革命活动进一步活跃起来了。随后，我们成立了民青，就是民青第一支部。”

在这段时间，由于“民青”的关系，王汉斌在联大结识了彭佩云，并介绍她入党。共同的革命志向和爱国情怀使这两个年青人在长期的工作中走得更近，最终产生了真挚的感情。“在联大她（彭佩云）念一年级，我念四年级。民青成立后我负责联系她，还作为她的入党介绍人介绍她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到清华以后，我一直负责她的工作，她就管一年级的工作。”

抗战结束后不久，国民党一面与共产党签订双十协定，一面进行紧张地备战，并随即撕破协议，挑起内战。党组织安排王汉斌前往北平，以《平明日报》国际版编辑的身份为掩护，继续从事革命活动，负责领导清华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等高校的中共地下组织工作。在国民党白色恐怖下，革命斗争异常激烈紧张，王汉斌有条不紊的组织群众工作，一次又一次地瓦解了敌人的计谋，保护了革命学生，并确保多个高校免遭破坏

“1948年8月19日、20日两天，国民党先后公布了几百名北大、清华、燕京学校的黑名单，要传讯这些进步学生。他们在公布这黑名单的时候，同时就派军警把北大、清华、燕京还有其他学校，凡是有黑名单的学校都包围了起来。我们对敌人的镇压行动，在暑假前就做了准备，所有黑名单上的人，绝大部分都走了，都不在学校。当时在敌人包围底下，我们把黑名单上北大、清华、燕京的学生，在夜里三、四点钟，敌人包围比较疏忽的时候，掩护送走了，到了解放区或南方。到人都走了以后，我同清华党组织研究，决定由学生会通过校方跟敌人谈判，允许他们进来查黑名单上的人，但是不能搜查，不能抓黑名单以外的人。那天就在清华的图书馆对学生证，结果敌人都找不到人，因为人都走了，对照学生证黑名单上的人一个也没有。那个时候我在清华，所以那天包围对照学生证，我也在里头，和清华的教职员在一起。我是拿《平明日报》记者证给他看，他也不管。就这样，国民党反动军警解除了对学校的包围。”

与新中国一起奋进

新中国成立以后，王汉斌继续负责高校学生工作，先后担任共青团北京市委大学部部长、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和彭真同志的政治秘书，市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市委第二办公室主任，市委候补委员。1958年至1966年担任中共北京市委副秘书长。然而命运似乎在捉弄王汉斌，这段扎扎实实的工作经历却成了他的“罪状”，文革期间受到冲击，被下放到北京冶金机械厂任革委会副主任。尽管如此，经过无数革命浪潮洗礼的王汉斌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我跟你说我的罪名。当时北京市委做结论，给我处分，罪名有四条。第一条罪名是包庇彭真；第二条罪名是包庇北京市委领导刘仁、郑天翔；第三条罪名是包庇吴晗；第四条罪名是反对毛主席文艺批示。毛主席有两次文艺批示，说文艺舞台上都被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占领。那时候彭真同志让我做调查，我写调查报告说文艺战线成绩是主要的，有人就批判我这是反对毛主席这个批示。还有一条是攻击三面红旗……1976年批邓反右翻案风，那时候我下放到一个工厂里当革委会副主任。当时厂党委书记要我写大字报批邓，我说这么多年来，我只会挨批，不会批人。他说你是厂领导，应该在大会上发言批邓。我说我连党委委员都不是，算什么领导（当时市委认为我表现不好，所以让我当副主任，不能当党委委员）。他说那你就帮别人写吧，我说党委有秘书干嘛要我去写。那时候我不怕挨批丢乌纱帽，你爱怎么就怎么样，反正我就不批。所以当时北京流传三句话，某某人是苦干，某某人是巧干，王汉斌是不干。”

文革结束和四人帮的倒台使共和国迎来了又一个春天，王汉斌重新回到工作岗位。1977年，他担任中国科学院政策研究室负责人。1979年，彭真同志调他到刚成立的法制委员会工作，开始了他在人大长达19年的工作，主要负责立法方面的事务。期间，王老作为副主任委员参与了香港和澳门基本法的起草。1983年，王老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1988年，他当选为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92年，王老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在法制工作方面，王老从长期的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跟我们说：“人大的立法工作，从这十几年的工作，我觉得立法最重要的，还是要从实际出发，要看实践。我们立法遇到问题，只要进行调查，主要放在实践来考虑，到底是否可行，行得通不，行的效果如何，就比较容易看清楚。如果有争论，放在实践里来考虑，也就比较容易看清楚。另一头就是党中央的政策，所以彭真老讲，立法要靠两头。一头就是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另一头就是实践。但基础还是实践。”

少小离家老大回

王老与乡亲们亲切交谈

2001年12月8日中午，天上下着丝丝细雨，76岁高龄的王汉斌不顾旅途的辛劳，再次回到故乡泉州惠安，视察了泉州肖厝海洋化工基地的建设进度和泉港区肖厝城市总体规划情况。此前，王老还应邀出席第二届中国泉州惠安石雕石材国际展示会，为获奖的石雕艺术家颁奖，还兴致勃勃地参观了获奖的石雕艺术品。看到家乡发生如此的变化，王老由衷地笑了。

王老出席惠泉集团剪彩仪式

王老离开家乡已有半个多世纪。从少年时代一直到全国解放，他一直执着于自己的信仰，为中国人民的翻身解放而奋斗，解放后又投身到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中，直到改革开放后他才回到家乡惠安，真正可以说得上“少小离家老大回”。1998年从领导岗位退下来后，老家的乡亲们多次邀请他回家乡走走。扭不过这份热情，近年来王老时常也回到家乡看看，他与常人一样也难免故土情深，而家乡的巨变，不正是他年轻时奋斗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