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红军彭箕兰与部队失散后，以补锅为生，他与老知青黄玉斌产生父子般的感情。黄玉斌在山路骑自行车五六个小时给他送去柴草烧火做饭；在老人重病时护理并劝慰他；敦促他向组织申请落实身份和政策；最后还替九旬老人细心安排艰难的返乡之旅……

“咬咬牙挺过去，人生就会有所转机。”老红军和知青的对话感动着我们……

黄玉斌带彭箕兰一家重返故乡时，在江西于都的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前的留影。

失散老红军彭箕兰的老照片。

采访结束时，我们与彭箕兰一家道别。

1965年发给失散老红军彭箕兰的临时营业登记证。

彭箕兰的红军失散人员证书。

今年正月初七，60岁的老知青黄玉斌载着91岁的老红军彭箕兰，回到漳州华安岱山村，此时，家家户户春意盎然，村民们正沉浸在欢度春节的余韵里。彭箕兰在黄玉斌的搀扶下，走在弥漫着草香的田间小道上，他的面容安详而满足。这是他们相识以来的第39个春节，因为有黄玉斌这位比他小31岁的忘年交，这位远离家乡、久别战场的老红军，几十个春节过下来也没觉得有什么失落，相反的，团圆的感觉一直萦绕在老人的心间。而当双脚从黄玉斌的小车迈进岱山村的泥土上，老人兴奋得有些站不稳。不只彭箕兰，黄玉斌也一样百感交集。他们38年的友谊就是从这个小山村出发的。

相识于华安山区

补锅匠竟是老红军

华安岱山村在漳州是属偏僻的山村，因此也成为当年知青上山下乡的地方，出生漳州芗城区的黄玉斌也在其中插队。1969年的一天，黄玉斌从田里收工回家，说是“家”，其实就是村民给知青住的农舍。走近农舍，黄玉斌看到一位年近半百的男人正在补锅，他连忙和舍友从屋里搬出了大锅小盆，请补锅匠修补。补锅匠的手艺很好，很快就把那堆破旧锅碗瓢盆补好了，而且他还不收黄玉斌他们的工钱，让这帮贫穷的知青很感动。后来，他们发现，补锅匠与他们同住在一个屋檐下，房东是同一人。

 不久，补锅匠的举止让黄玉斌心生好奇：他站着时，腰杆总是挺得笔直；他走起路来，步伐总是那么齐整。他的衣服褪色发白了，而且打了好几块补丁，可总是那么干净、平整，穿在身上，一个扣子也不落。还有，他那破被子总是被叠得像豆腐块一样方正。怎么看他都不像平常所见的补锅匠！

既出于好奇，更出于不收工钱的感激，黄玉斌一到晚上就钻进补锅匠的屋里，两人天南地北地聊开了，久而久之就像一对无所不谈的父子。补锅匠的身世就在两人的卧谈中越来越清晰。原来，他是位老红军。

彭箕兰，1932年入伍，在红军工人师独立营，1935年，在一次反围剿的战斗中身受重伤，在治伤过程中边撤退边抵抗，最终与部队离散了。

从江西补锅到漳州

患难中感情弥深

失散的红军怎么成了补锅匠？黄玉斌在彭箕兰的回忆中，思绪飞到了江西于都仙下村。

1939年，彭箕兰几经颠沛流离，终于拖着一只几近残废的脚回到家乡江西于都仙下村，母亲用草药治好了他的伤病。为了活下去就必须有一门手艺，仙下村以补锅出名，彭箕兰于是学会了补锅，但如果一个村子大家都会补锅，工匠就挣不到钱。彭箕兰只得挑着行当离开村子四处补锅去了。最后，他在漳州住了下来，以漳州芗城区为定居地，然后到各个县走村串户为人补锅，华安岱山村也是他常去的地方，有时一住就是几个月。就是在岱山村，他结识了可以当他儿子的黄玉斌。彭箕兰比黄玉斌更早地离开岱山村，那儿的锅基本上被他补好了。那是1970年。回到芗城区的彭箕兰仍然烧柴火做饭，因为他烧不起煤球。黄玉斌便每隔一段时间骑自行车从华安载回柴草，供彭箕兰烧火，由于山路崎岖，他得骑五六个小时。在芗城区小住的那几天，黄玉斌家都顾不得回，他留在彭箕兰的身边帮他捣锅片，那是补锅必需的材料。

尽管彭箕兰在漳州有自己的补锅客户，但叶落归根的想法却让他回江西娶妻生子。孩子满月后，彭箕兰还是回到漳州，不管城里人还是乡下人都喜欢他的技艺，这里有他的固定客户。然后，他把挣来的钱寄回老家以供家用和儿子读书。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彭箕兰都是孤身一人住在漳州，而黄玉斌就是他最亲的人。后来，黄玉斌还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帮彭箕兰把独子从江西调到漳州，父子在分隔了20多年之后，终于团聚。

人在病中是最无助的，彭箕兰几次生病住院，都是黄玉斌帮忙照料的。有一次病重，彭箕兰几乎丧失了活下去的勇气，是黄玉斌的一再护理、劝慰和鼓舞才使他“重生”。而黄玉斌鼓舞老人的话通常就是拿老人的红军经历来说的：“你当时的腿治了4年，伤口那么大，还长了虫子，最后不是治好了吗？现在，你哪里也没长虫子，你的病会好的。”

确认红军失散人员身份

12户人家11户参加红军

彭箕兰从内衣口袋里取出一本红本本，他一遍又一遍地摩挲着那红色的塑料皮封面，这个红本子，他珍藏了整整20年，一天也没离身。这是一本由漳州市民政局颁发的失散红军证书。

20年前，正是在黄玉斌的“敦促”下，彭箕兰才向组织说出了自己的身份。

彭箕兰是1939年到漳州的，住在骑楼的屋檐下，那是用竹片和纸板搭起来的简易搭盖，只有5平方米多，碰到下雨天，纸破，床也就湿了，根本不能睡个安稳觉。他在这里住了几十年。后来，儿子建议父亲找政府，寻求补助，因为只要是老红军都有补助啊。彭箕兰说：“我是自愿参加革命的，没有任何人逼我。跟我一起革命的很多战友都牺牲了，我活着就非常幸福了，还要求什么呢？再来，我四肢健全能补锅，能挣点生活费，怎么能向组织伸手？”

可黄玉斌并不这么看，他劝彭箕兰：“现在政府开始落实红军失散人员政策，你把实际情况说出来，不是去添政府的麻烦，而是在帮政府的忙，政府会肯定你们的革命工作……”

可政府凭什么相信你就是失散红军呢？彭箕兰说这不难，只要到江西于都仙下村打听打听便知道了，这个村子当年12户人家就有11户参加红军。儿子赶回江西，请当地政府出具证明，工作人员一到仙下村打听，才知道彭箕兰一家，不只他是红军，他的哥哥也是红军，只是革命未胜利时就牺牲了，家里还有一份政府颁发的烈士证书呢。他的母亲是革命群众，红军有一些会议就是在他家召开的，老人家是负责“放风”的。

1987年，漳州市民政部门工作人员上门落实政策，按照规定，彭箕兰每月领取25元的生活补助费，现在已经升到500多元了。有了政府的补助，有了儿子儿媳的细心照料，有了黄玉斌的嘘寒问暖，九旬老红军晚年很幸福。    

重返江西于都

彭箕兰兴奋得昏厥过去

2006年10月4日这一天，彭箕兰向黄玉斌说出了一个埋藏心里多年的愿望：“我想回到战斗过的地方看看！”

别人都说这想法恐怕实现不了，老人的年纪那么大，经不起长途奔波啊；也有人劝黄玉斌别去做这种傻事，老人在路上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可黄玉斌把彭箕兰的愿望记在心里。的确，这将是一次千里跋涉，而彭箕兰又已是九旬老人，所以，此行，黄玉斌觉得无论如何要好好规划，既达成老人的心愿，又保证老人的安全。

2007年很快就要到来，黄玉斌的准备也日益充分：一台摄像机、一部照相机，用于拍摄老人重温戎马生涯的每个珍贵瞬间；防拉肚子、防感冒、防中风，各种便利药都带齐了，以防老人在路上小病小恙的；黄玉斌还把一个马桶放进了车子后柜，以防老人中途想方便一时找不到厕所。

2006年的最后一天，黄玉斌开着私家车载着彭箕兰出发了，怕车子颠簸，他只好以高速路最低的限速开车。黄玉斌说，这次破了他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时速纪录。

2007年的第一天，彭箕兰终于回到江西于都，这是他生长并战斗过的地方。接下来，黄玉斌为他安排了这样的行程：长征第一渡———江西于都长征渡口；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瑞金沙家坝；长汀瞿秋白牺牲纪念碑；上杭古田会议旧址。

在于都，还发生了一件令黄玉斌今天想来还很后怕的事：彭箕兰因兴奋过度昏厥过去了。幸好，平躺在床上半个小时后，老人又苏醒过来。“父子俩”又开始了新的征程。

几十年人生风风雨雨，黄玉斌在付出的同时又收获了什么呢？“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咬咬牙挺过去，人生就会有所转机。”黄玉斌说这是老红军彭箕兰教给他这位老知青的一种红军精神，靠着这种精神的支撑，他走过青年、走过中年，很快就要步入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