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王庙坐东朝西，砖木结构，硬山顶，分前后殿，其中前殿30平方米，后殿19平方米，殿前有拜亭，殿后有小院。庙宇前面筑有宽长的屋檐，出檐配有4.5米宽的石水槽，水槽正面雕有精致的浮雕图案。屋檐两边墙壁的下部分别嵌着鹤和鹿的石雕图案，雕刻较深，形象浮出很高，构图简洁生动。庙前石水槽两端各有一支方形石柱，上面刻着一副楹联：“广土奏平成功同覆载，霞山神保佑泽遍苍黎”，联首分别嵌入地名字：“通广”的“广”字和“田霞”的“霞”字。整个建筑呈现明末清初的建筑风格。
　　禹王庙前殿供奉的是大禹。大禹的雕像被供奉在殿堂正中供台上的五彩布幔中，上面是一方大横匾，用楷书写着“夏禹大帝”四个金色大字。大禹在中国是个家喻户晓的古代传奇式英雄，大禹治水的故事可说妇孺皆知，无人不晓。大禹的名字与治水紧紧联系在一起，大禹简直就是治水的代名词。水是生命之源，人离不开水，但水也给人造成了巨大的祸患，人类从诞生的那天起就顽强地与水患进行不懈的斗争。
　　漳州处在多水患地带，民间信仰供奉大禹是顺理成章、毫不奇怪的事。漳州属南亚热带地区，气候温湿，降雨量大，春夏时节阴雨连绵，特别是夏天受台风影响，常有暴雨、大暴雨、特大暴雨，而九龙江支流分布呈扇形，汇集雨水的面积很大，一旦山洪暴发，很容易造成水灾。据志书记载，从宋咸平二年（公元999年）至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的950年中，漳州就发生大洪水46次，平均20年一次，人民生命和财产蒙受惨重损失。重视和善于治水抗洪，能够对水趋利避害，往往成为漳州历代地方官治漳政绩的最重要体现。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年），知州刘才邵开辟新渠14条，“溉田数千亩，民甚德之”（后来刘才邵升官当工部侍郎去了）；淳年间（1241-1252年）知州章大任又组织民众开辟官渠，从而沟通了城区东厢水上交通网。这些政绩，《漳州府志》卷二十四都有明确记载。继朱熹之后，在漳州古代历任最高行政长官中最有政绩最受崇敬的是姜谅。他于明成化年间在任6年（公元1479-1485年），政绩卓著，其重要表现也就是在救灾和治水上。姜谅上任前，漳州暴雨成灾，浮尸蔽江，瘟疫流行，死者无数，“民多为盗”。姜谅到任后即命散粟赈灾，并积极兴修水利，倡导发展生产，在加强治安的同时注重招抚感化流落为盗者，使社会逐步走向稳定安定。姜谅出生于江南水乡（嘉兴），把故乡的治水经验移植到漳州，先后主持修筑堤岸186处，“共为丈六万八千七百有奇”，同时还围垦许多埭田。他在任内主持重修和疏浚许多水利工程，改善了沿海地区的灌溉条件。这些水利工程规模浩大，效益显著，有的在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还在发挥作用。顶田霞禹王庙始建于何时，史书无载，但从嵌在后殿南墙内的《重修禹王庙碑记》可以看出这是一座年代久远的古庙。这个碑记的纪年为清嘉庆二十三年（公元1818年），说明禹王庙古已有之。与之并排嵌于墙内的《重修田霞通广巷桥路碑记》纪年则是清乾隆十七年（1752年）。而庙前的《重修桥路碑记》的纪年则更早，为明嘉靖三十年（1551年）。这座古已有之的庙宇始建年代当在明代以前。如果禹王庙真的与纪念南宋知州刘才邵和章大任兴修水利有关，那么则很有可能始建于南宋后期。
　　令人感兴趣的问题还有：这座供奉治水英雄的庙宇为何建在这里。禹王庙现在处于新华东路世纪广场楼房南侧，附近没有什么水域，似乎与水没有什么关系。然而，在古代，这里可是一处繁华的码头。禹王庙前的拜亭就是古时通广桥的遗址。通广桥是一座石板桥，由五条长石板并排构成。桥下的河道向东与浦头港相通，向北则与教子桥相通，向南则与大路顶相通，而这些最后都与九龙江西溪相连。当时，顶田霞、通广桥、州主庙（在新华东路西段）一带有许多药材行，据禹王庙南侧百米处的顶田霞正顺庙的碑记，当时捐资修庙的药材行有40多家。药材行所需的南药、其他商号所需的洋货多由广东转运，广东转运来的洋货再通过九龙江西溪连接漳州城内的水道运到通广桥下。据说，通广桥就是由此而得名。星移斗转，沧桑巨变，城内水道多已淤塞。通广桥的桥亭成为禹王庙的拜亭，通广桥的五条大石板被埋在拜亭之下。禹王庙离水也越来越远了。
　　漳州市乃至福建省以大禹为主神的庙宇不多，顶田霞禹王庙显得颇具代表性。无论社会怎样发展，世事如何沧桑，顶田霞禹王庙作为漳州历史变迁的一个见证，作为闽南民间信仰的一个实体，其文物价值和历史价值是不会磨灭的。

作者：许初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