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魂之光

● 陈 戬

退休不忘学习

这是一个为人民解放事业和民族发展奉献一生的人。求学时期参加救亡运动；战争岁月置身烽火硝烟；建设之初为稳定社会环境劳心尽力，白手起家努力改善人民生活；到了开放的年代，又以深远的战略眼光，大刀阔斧，披荆斩棘。

这是一个对事业对人民负责，立场坚定的人。在解放初期反特防奸运动中，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不误判错杀一人，“我们大家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如果出了错，有什么问题，由我来承担”；面对“文革”恶风，他又是那么从容幽默，“他们造反派再三说，你只要坦白交待，就可以回家和爱人、女儿团圆。我心想现在真是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干脆招了算了，回家当老百姓去。后来我想还是不行，他们这样做根本就是违反党的政策的，我还是要跟他们斗争。”

这是一个重感情的人。对引领他成长的哥哥，一生心存感激；对共同战斗过的战友部下，多少年后还是难以忘怀；相伴多年的老伴病了，他四处奔走，永不言放弃。

这是一个退而不休的人。90年代初为广东省闽南经济促进会的成立亲力亲为，为闽南经济的发展奔走呼号、尽心尽力，现年八十多岁,但每天坚持不懈地学习电脑,还要为人民为社会做出一点贡献。

这是一个有着荡气回肠之人生的人。梁老的带给笔者的感动，已远远超然于他是厦门市第一任市长所带来的亲近感。就像是一束光，从过去照射过来，穿越众多磨难而仍未减弱，还要向未来照射过去。

信仰之旅—梁灵光的人生轨迹

厦门华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供稿  陈戬执笔

冷空气南下，使地处祖国南部的广州也透着一丝寒意。同每个早晨一样，退休在家的梁灵光和夫人朱含章起身后就来到楼下的院子里。沐浴着朝阳，冲一壶浓茶，读几份报纸，聊上几句知心话，生活显得如此悠然惬意，两位老人今年都已经八十六岁了。

坎坷求学路

少年梁灵光（右一）

1916年 11月3日，梁灵光出生在福建省永春县鳌顶村，他的父亲梁绳基是一位儒商，在父亲的影响下，梁灵光从小阅读了大量的书籍，6岁时就独自离开家乡到泉州求学就读。然而天有不测风云，父亲的英年早逝使梁家的经济一蹶不振，梁灵光的母亲迫于无奈，有意让他小学毕业后继承父业、弃学经商，这时刚从日本留学回来的哥哥梁披云说服母亲，把弟弟带到上海，就读名校立达学园。

对这段经历，梁灵光在《梁灵光回忆录》一书中有这样生动的描写：“当哥哥得知母亲要我弃学经商时，十分替我担忧。他历来重仕轻商，厌恶应付钱财的生涯。一天晚上，哥哥和我关在一间小屋子里面，他对我讲述了在外面经历的传奇式故事。哥哥见我在默想，忽然，他指着窗外月满星稀、一望无际的夜空对我说：‘阿湛，外面天大地大，你想不想见见世面？’我何尝不想！我正想说出难以踏出家门的话，哥哥又说：‘阿湛，男子汉只知道伏在自家床头、灶角，日为两餐，夜为一宿，不是太没出息了吗？’哥哥想用激将法促我表态，但我仍然默不作声。哥哥又说：‘不登高山，不知山高；不下大海，哪知海深？’这个道理我并非不懂，但目前的境况，使我实在难以下得了决心。我望着哥哥，企望他在讲出两全其美的办法。哥哥兜了一晚圈子，最后直截了当地说：‘走！我带你到上海读书。’哥哥一晚对我耐心的启发、开导、激将、规劝，最终起到他所期望的作用，使我在人生道路的抉择中确定了自己要走的第一步。第二天，我把要带的衣服放在哥哥的行李包底下，在约定的地点与哥哥汇合，立即乘上汽车到东石，从东石上船，乘风破浪朝厦门方向驶去。当天中午，母亲不见我和哥哥回家吃午饭，心急如焚，第二天破晓赶往厦门，在厦门自家商店，发现了我和哥哥，用协商的语气，苦口婆心地规劝我跟她回家，哥哥不愿母亲将我带回，怕影响我的前程。性格内柔外刚的哥哥，这时又忽然‘刚’起来了，他心一横对母亲大声嚷道：‘妈，你要逼阿湛回去，我就去跳海！’这时，母亲心软了，他怕哥哥动真格，只好一面擦泪，一面千叮万嘱要好好学会照顾自己，勉勉强强地把我和哥哥送走了。”

在上海求学的那段时期，在哥哥梁披云的影响和带动下，梁灵光阅读了大量进步书刊，对革命和国家前途命运又有进一步的认识。

投笔从戎  置身硝烟

与夫人朱含章结婚纪念合影

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爆发给年纪尚轻的梁灵光极大震动。他看到了日本侵略军的疯狂肆虐．看到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引起了思想的急剧变化。读高中时，他积极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地下活动，被学校以“严重违反校规”为由开除了学籍，从此，晋升高等学府深造的愿望也成了泡影。回到厦门后，年仅十八九岁的梁灵光，血气方刚、才气过人，在1935年夏秋期间利用担任公开发行的《平话》杂志专栏编排的机会，用化名以泼辣的笔调、隐晦的手法发表大量短评、专论、杂文等，揭露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痛斥日本侵略者的滔天罪行，在社会上产生强烈的共鸣。日本驻厦门领事馆惊惧万分，提出抗议，最后《平话》杂志被国民党当局查封。之后，为了争取上大学，梁灵光又回到上海。这期间，他寄宿暨南大学校外学生宿舍，与进步学生朝夕相处。刚好那时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北平又发起了“一二•九”运动，上海青年学生热烈响应，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和集会，梁灵光也投入了这股洪流，也正是在上京请愿的途中，他认识了暨南大学的学生朱含章。“那时我们同学都是很活跃的，但他不是，他插着手，很安静地走来走去，说话也比较少。比较坚定，也是非常冷静。”这就是夫人对梁灵光的第一印象。

大学毕业后，梁灵光因参加上海地下党领导的抗日活动受到了国民党特务严密监视，又一时无法前往革命圣地延安，经组织认可，于1936年夏天前往吉隆坡寻找哥哥。由哥哥的推荐，梁灵光进入当地的尊孔中学任教，并兼小学部的一些课程。他虽在学校却“身在曹营心在汉”，念念不忘自己肩负的使命，在教学中结合介绍祖国面临的严峻形势，揭露日本侵略者的野心和罪行。他现身说法，讲得生动逼真，扣人心弦，激发了学生们的爱国爱乡热情，团结了一批进步青年。在马来亚共产党的领导和支持下，他还在教育界和文化界中开展爱国抗日和反帝活动，先后组建了“华侨抗日救国会”、 “左翼作家联盟”和“雪兰莪邦反帝大联盟”，被推选为这些组织的主席。梁灵光积极开展活动，使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其中不少人后来回国参加抗日战争或成了“马共”的中坚力量。

面对国难当头、时局混乱，梁灵光在《我的自白》一文中这样写道：“中国纷乱，社会的黑暗，这都有它的原因。实际上这不过是转变期中必有的现象，绝对不会永远如此。我们用不着悲观，更不值得自暴自弃，现在的时代虽然是风雨如晦，却也正是鸡鸣不已呢！认清时代，我们要做推动历史的齿轮！”。

从事革命斗争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实现灭亡中国、独占亚洲的野心，向我驻守北平宛平县卢沟桥的军队发动疯狂进攻。 8月13日，日军又大举进攻上海。卢沟桥的炮声，揭开了全国统一抗日的序幕，宣告了中华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在这场反侵略战争中，海外华侨同仇敌忾，以各种形式支援祖国。二十出头的梁灵光更是热血沸腾，决定回国参战，共赴国难。遵照上海地下党联系人关于到敌后开展工作的建议，梁灵光和一起回国的同伴奔赴苏北地区。他们巧妙地利用当地国民党内部矛盾，组织了江苏省民众抗日自卫队独立第一支队，并在斗争中日益壮大。此后，根据国共协议成立的国民革命新编第四军开辟了华中敌后战场。1940年，抗战支队改编为苏北游击第二纵队，梁灵光任二支队长。不久，又转到新四军挺进纵队工作。同年8月，梁灵光被任命为抗日根据地如皋县长，与此同时，经过严峻考验的梁灵光实现了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

在艰苦的革命斗争中，梁灵光的革命理想和政治信仰从未产生过动摇，始终战斗在第一线。针对当时一些投降派所提出的“不抵抗”和“曲线救国”的政策，梁灵光给予严厉的驳斥，他清醒地认识到，“敌人逼着你，你不去打他们，他们也要打你。你想在那里苟且偷生，他们在那里烧、杀、抓。他们不管你们的死活，他们逼得你非起来抵抗不可。日本人那样的烧、杀、抢、掠，那样残酷对待中国人的政策，逼得全中国人民起来抵抗。”

1945年8月15日，在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下，在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合力打击下，发动侵华战争的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历时八年的空前惨烈的抗日战争终于取得了胜利。然而，蒋介石却违背历史潮流，撕毁了国共两党的《停战协定》和《政协决定》，于1946年发动了全面内战。全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奋起反击，开始了伟大的解放战争。梁灵光先后参加了淮海战役、渡江作战以及解放上海和福州的战斗。严酷的斗争生涯，使原来一介书生的梁灵光成长为一名能文能武、智勇双全的指挥者。经过历次的战役，梁灵光也从团长一直升为军参谋长。

在打下刘桥的战役中，梁灵光率部消灭了守敌四百多人，还缴获了上海的几份报纸，只见报纸新闻上赫然印着：“匪首梁灵光伤重毙命”的字样。对此，梁灵光风趣地说道：“在上海的报纸上我都已经死了三、四次了，我在上海的同学都觉得奇怪，说梁灵光也没进过军事院校怎么变成“匪首”了？我告诉他们，我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

主政厦门

任厦门市长期间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漫长而艰苦的岁月中，由于表现出色,梁灵光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党委以重任，就在厦门即将解放的前夕，他又突然接到调离部队到厦门当市长的命令。原来，陈嘉庚先生在北京参加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的时候，曾恳切地向中央领导提议，他说厦门快解放了，那地方的海外华侨多，又是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 的口岸之一，在海外影响很大，希望派一个能干的闽南人到那里当市长。中央很尊重陈老的意见，深感厦门的重要，将来还要担负支援解放台湾的任务，市长人选必须慎重。为此，中央征求福建省委的意见，时任福建人民政府副主席的叶飞认为梁灵光是闽南人、又是归侨，而且在根据地从政多年又带过兵,是最合适的人选。省委同意他的意见，并向中央推荐。于是，1950年10月，梁灵光被任命为解放后厦门市第一任市长。

厦门是1949年10月7日解放的。战争硝烟尚未散去，身为首任市长的粱灵光即带领接管人员，于当天下午进入厦门岛。梁灵光在主政厦门的三年里，不论在反特防奸、巩固国防和冲破封锁方面，也不论在民主建政、发展生产和侨务工作方面，都取得骄人成绩，得到广大市民和海外华侨的赞赏。

在厦门期间，梁灵光亲自妥善处理了一宗鲜为人知的牵涉二十多人性命的重大案件，表现出他对党对人民极端负责的优良品质和对工作严肃认真的优良作风。1950年秋，厦门市原市委书记上调，由梁灵光兼市委书记。1951年，厦门进行镇压反革命运动，福建省公安厅批评厦门公安局“右倾”，对反革命分子“打击不力”。市公安局顶不住上头的压力，一位副局长急急忙忙上报了一百多名反革命嫌疑分子的材料。省公安厅很快以省政府名义下达文件，判处24人死刑，立即执行。梁灵光得知后感到惊讶，怕这里面可能太草率，立刻找到时任副市长的张维慈同志要求重新复查。张维慈感到很为难，因为省委省政府已经批准判死刑，市委再来复查，弄不好会出什么问题。这时梁灵光果断地认为：“我们大家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你大胆地去做，如果出了错、有什么问题，由我来承担。”随后，市委组织了法院、公安重新审查。最后的审查结果， 24人当中，只有一个够得上判死刑。其他23个人，虽然也有各种问题，但够不上判死刑。怎么办？省委决定判24个人，市委只决定一个。梁灵光顶住了压力，把情况如实地向省委反映，最后省委接受了市委的意见，只批准判了一个人死刑。其他人都释放了。

还有最令人难忘的，就是兴建了连接厦门岛和大陆集美地区的厦门海堤。这项大工程就是由时任市长的梁灵光和南洋回到故乡集美定居的陈嘉庚共同商量发起的，后来还得到主持中共华东局的陈毅同志的支持。厦门海堤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全面动工了，这是闽南人民用自己的双手、意志、智慧、汗水和血肉筑成的海上长城。当时没有什么机械化，只有钢钎、大锤、炸药、手推车和民船等落后的工具；也没有什么外国专家，主要依靠自己的专家、技术人员和上万名民工，自己设计，自己施工。在施工过程中，国民党派出一批又一批飞机轮番轰炸、扫射．先后不幸遇难的民工达150多人。勇敢坚强的闽南人与汹涌的海潮斗，与海峡的风浪斗，与敌人的飞机斗，仅用两年三个月时间，提前筑成了全长2212米，顶宽19米的可通行汽车、火车的厦门海堤，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厦门孤岛交通不便的状况，大大促进了厦门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而且有利于海防建设。同时还节约了工程款400多万元支援工业建设。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华商来厦门参观后无不敬佩地说，新加坡到马来西亚的海堤工程量只有厦门海堤的四分之一，全都是机械化施工，花了两年多的时间。相比之下还是厦门海堤伟大。 厦门海堤的建成，是中华民族史上跨海修堤的伟大创举，也是闽南人民移山填海，改造自然，造福后代的壮丽凯歌。

梁灵光在福建整整度过了二十八年。在这漫长的岁月里，经历了许多很不平凡的，难以忘怀的事情。如果说移山填海兴建厦门海堤是他在福建任职初期的骄傲，那么兴师动众修筑鹰厦铁路、南福铁路便是他在福建任职中期的又一贡献了。

解放初期的福建有三大特点：一是工业、交通落后，现代企业寥若晨星，全省没有一寸铁轨；二是海防前线，随时准备打仗；三是旅外华侨众多，仅次于广东的著名侨乡。“筹建铁路，以图自强”，这是福建人民尤其是众多旅外华侨多年来的强烈愿望。新中国成立前夕，陈嘉庚在出席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时，提出了修建福建铁路的提案，1952年酝酿全国“一五”计划时，周总理说要把修建福建铁路作为主要项目之一，1953年开始进行勘测设汁，定名为鹰(潭)厦(门)铁路，1955年初正式动工，由中央调抗美援朝回来的铁道兵部队十二个师的强大兵力承担修路工程。当时修路的指导思想是： “以国防为主，结合经济发展 ”。鹰厦铁路全长604公里，其间开掘隧道47座，修建桥梁159座，浇筑涵洞1658座，工程艰巨、浩大，前后仅用一年十个月的时间，比原计划提前一年，于1956年12月胜利完成，这个速度在我国铁路建筑史上是罕见的。
 鹰厦铁路即将竣工了，给梁灵光带来莫大欣慰。但时任副省长的他却“得陇望蜀”。他体察民情，了解民意，及时向省委、省政府建议：鹰厦铁路将要完成了，铁道兵留下的8个师也没有什么任务了，鹰厦铁路剩余资金两亿多元，还有大批施工材料，是否趁铁道兵还在这里，把南平到福州的铁路也修起来?梁灵光的建议得到省里的高度赞赏。铁道兵司令员王震高兴地对梁灵光说：“你这个意见很好，现在钱也有，人也有，材料也有，趁热打铁。再说，我们也不能窝在这里光吃饭呀!”于是，留下的铁道兵6万多人，立即投入新的战斗。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尽管一波三折，但这条全长200公里的南福铁路还是在1959年元旦胜利通车，实际施工时间一年三个月。在短短的四年里，福建修建了两条共长894公里的铁路，从根本上改变了福建交通落后的状况，对巩固国防，发展工农业生产和促进社会进步，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施政广东

1966年的夏天，祖国上空乌云翻滚，开始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担任福建省副省长的梁灵光被造反派打成“福建第二号走资派”，他的政治信仰在这场浩劫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在残酷的批斗中，造反派再三胁迫，只要他肯“坦白交待”就可以回家和爱人、女儿团圆。梁灵光没有屈服，这位从战火硝烟中走过来的老人明白，造反派的做法根本是违反党的政策的，也是和毛主席过去的教导完全不同的。他在思想汇报中写到：“我相信历史将证明我无罪，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始终会照耀我们中国。”他要坚持斗争到底。

与任仲夷合影

在那个混乱的年代，梁灵光再次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1980年初，中共福建省委正式为梁灵光平反。之后，他依依惜别工作了整整二十八年的故乡福建，奉中央命调任新组建的轻工业部部长。10月，被派到广东担任广东省委书记兼广州市委第一书记、广州市市长，1983年4月正式出任广东省省长，成为广东省第一位华侨省长。

梁灵光主政广东期间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在花大力气抓紧经济建设的同时，竭力改善人民群众生活。上任之初，梁灵光从国家统计局查到了一些材料：1979年全国的工农业生产总值人均636元，而广东是513元，比全国少了123元；那时候的老百姓上街买东西还要买46种票证；广东人喜欢吃鱼，但是鱼不够，每人每月按户口发五角钱鱼票，还不能完全兑现。

视察广州菜市场

陪同小平同志广东南巡

当时广东的经济处于全国中游偏下的情况出乎梁灵光的意料之外。梁灵光于是决定进行市场方面的改革，首先要从鱼的生产发展着手，决定放开鱼价。刚开始的时候，由于价格放开，鱼价迅速上涨了几倍，许多市民不能理解、怨声载道，有人甚至告状告到国务院去，国务院曾两次打电话来询问这件事。但是梁灵光正确地认识到，鱼价上涨是一个暂时的过程，要真正发展渔业，需要农民自己掌握价格、掌握市场，这个阵痛是难免的。三年之后，广州市和全国18个大中城市比较，广州人吃鱼最多，鱼价却最便宜。随着价格改革的成功，一系列体制改革的措施相继出台。从1981年到1985年这5年间，广东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1984年邓小平第一次南巡广东，梁灵光陪同视察。小平同志的这次南巡，掀起了全国沿海开放改革的新高潮。作为广东改革开放的直接参与者和领导者，梁灵光为广东经济腾飞奉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退而不休  心系故乡

1985年从省长的岗位上退下后，梁灵光的社会活动依然频繁，尤其90年代初为广东省闽南经济促进会的成立亲力亲为，为闽南经济的发展奔走呼号、尽心尽力，同时也非常关心家乡的教育事业，继哥哥梁披云，爱国华人李尚大先生之后，出任泉州黎明大学董事长。

与夫人探望老同志

同时，梁老还是一个重情义的人，熟悉梁老的人都知道，他这个人最大的特点就是平易近人，不居高自傲，对老战友老朋友更是难以忘怀。关于这一点，梁老的秘书杜玉琦感触颇深，因为每次梁老回江苏也好、回福建也好、回到厦门也好，他都会吩咐小杜，一定要排出时间来，让他去看看老同志或老同志的遗属。有些老同志分房子，梁老也总是要亲自过问，像一些普通群众的小事，他也总是挂在心上。因为梁老牢牢记着“有群众的拥护，有群众和我们在一起，有群众的支持，那么我们就能战无不胜”。

从十几岁的少年到80多岁的老人，梁灵光见证了中国的沧桑巨变。尤其是改革开放这二十多年所取得的进步，中国的强大是他们这一代人的理想，他们也为此献出自己的一生心血。1993年正式退休后，梁老一直在广州过着休闲、朴素而充实的生活。然而，多少年风里来雨里去的军旅和政治生崖铸造了他的特殊性格，始终时刻关注着国家民族的命运，依然牵挂着人民大众的冷暖，自觉的把自己融汇在伟大时代的滚滚洪流中，永不停止地激荡飞扬！虽然是八十多岁的老人了,但梁老每天还是坚持不懈地学习电脑,因为他不想当“现代的文盲”，他还要为人民为社会做出一点贡献。

“我们做的一切工作，都要使群众满意、造福人民，大家的心向一地方想，向一个方向努力，祖国的建设才能更上一层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