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自己写进历史的史学家

 ----苏双碧

 厦门华纳文化传播公司供稿  谢勤亮执笔

苏双碧，作为一个研究历史的学者，绝对想不到自己不仅成为那个特定时代的见证人，并最终因与文革中一些重大事件的关联而成为其中的一部分，把自己的名字也写进了历史。

刊登于光明日报的评论

1978年11月10日，一篇题为“评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评论文章尤如横空出世，整版刊载在《光明日报》上，惊醒了对文革十年浩劫早已麻木的人们。作为第一篇为吴晗及“三家村”平反的文章，国内多家报刊都予以全文转载，世界各大通讯社也转发这篇文章的消息，同时配发了评论。法新社认为“这是一篇著名的文章，批判了文化大革命。从字里行间看，不仅前北京市长彭真和在文革中被谴责的其他许多人要恢复名誉，而且前国防部长彭德怀也将恢复名誉”。《纽约时报》认为这篇文章是“迄今为止使毛非神化的努力中最惊人之举中的一个做法”。

这篇评论的作者就是苏双碧，一个从闽南小乡村走出来的史学家。这篇文章和他随后发表在《光明日报》的《切中时弊的两本好书》，为红旗杂志撰写的《评姚文元的＜评三家村＞》共三篇文章对当时平反冤假错案起了较大的影响。

2001年初冬的一个早晨，《闽南人》摄制组来到北京沙滩北街２号苏双碧的寓所，采访了这位把自己写进历史的史学家。

做了良心上应该做的事

文革中的第一个大冤案就是吴晗的《海瑞罢官》，这是十年动乱的开端，中国无数的知识分子也受到了株连。粉碎“四人帮”以后，知识界和学术界纷纷提出：“吴晗能不能平反，吴晗不平反知识分子心不平啊。”而更多的人直接找到了苏双碧，因为他是《光明日报》的记者，更重要的是他当年作为历史学会的秘书和吴晗长期相处过，对这个问题更清楚，比谁都关心。事实上苏双碧早有一个想法，就是组织几个有名的学者，从政治上批判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促进对吴晗冤案的平反。然而当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有召开，“文革”尚是不可触及的“禁区”。苏双碧经过多方奔走，找了不少学者，都因怕担风险拒绝了。在这种情况下，苏双碧出于一个记者的责任心，出于对吴晗的感情，下决心自己写。“我花了两天半时间，写出来“评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写出来以后报社领导比较支持，报社领导杨西光总编，还有一个副总编也很支持这个工作。所以这篇文章没几天就发表出去了。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1978年11月15日，发表在《光明日报》第三版。”回忆起当时写那篇文章的情形，苏双碧非常感慨。“上海人民出版社当天决定出单行本，为什么出单行本呢？因为姚文元的文章出单行本，所以评姚文元的文章也要出单行本。后来中央、北京市委开了个很隆重的给吴晗、邓拓平反的追悼会。邓小平、胡耀邦、李先念、叶剑英，中央主要领导同志都参加了这个平反追悼会。”

历史学会的“秘书”

苏双碧之所以对平反“三家村”这个冤案那么执着，一方面是出于一个记者的良心，更重要的是他曾经担任历史学会的秘书，深受吴晗、邓拓和廖沫沙这几位学者的朴素品格所感染。

苏双碧参加工作后，与朋友留影于天安门广场

1961年，苏双碧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市历史学会当秘书。当时历史学会的会长是吴晗，党组书记是廖沫沙，而邓拓则在市委分管文教工作。在别人看来，能同几位大学者相处，这应该是个相当不错的职位了，然而苏双碧当时心里却是老大不愿意。“我感觉自己是农村来的，土得很。到历史学会总得跟一些专家、学者接触，怕不习惯。”这一天他由历史学会秘书长许师谦带路，去向吴晗报到。虽说在路上苏双碧还惶惶不安，但一踏进吴晗的住处，吴晗的一句“我也来自农村，浙江，跟福建紧挨着，咱们是邻居”的话，立即驱散了小苏心头的重重顾虑。吴晗对这位新来的小伙子特别热情，不断问这问那，还高兴地对夫人袁震说：“我们历史学会有了一名专职干部了！”闲唠了一阵，吴晗意味深长地对苏双碧说：“毕业是学习告一段落，不是学习的终结，而是学习、工作、研究学问的新起点。要有个进修，提高的计划，青年人要有雄心壮志，著书立说。没有奋斗目标，就不会有所作为。”吴晗的这番话，温和直率，就像是师长对学生的教诲，又是长者对年轻人成长的关心，说得苏双碧心里暖暖的，一份对眼前这位学者的敬重油然而生，吴晗的这番话更成了苏双碧一生的警言。

一天下午，苏双碧接到一个电话，通知他立即到邓拓家里去。对邓拓的作品，他并不陌生。早在学生时代，他就被《燕山夜话》上邓拓犀利的笔锋所吸引，经常在走廊上一看就忘了耳边的上课铃。从市委党校到邓拓家挺远,一个在东城，一个在西城，苏双碧当时冒着冷冽的寒风骑单车赶到了邓拓家里。“让我去见邓拓，我心里头也挺高兴的，但也挺紧张。”一见到小苏，邓拓满脸的关切，询问他是骑车还是坐公车来的。他略带歉意地说：“本来说好好的，应该我去看你，我有汽车。结果宣传部不同意，怕你不在家。”邓拓为人随和，没有半点架子。一说起籍贯，来自福州的邓拓马上把夫人丁一岚叫了出来，说家里来了个老乡。

就这样，刚到历史学会，就分别受到两位大学者的亲切接待，苏双碧心里暖暖的，慢慢地喜欢上了这个人数并不多的小集体，而刚毕业时那份忐忑不安也消失了。此后，苏双碧同吴晗、邓拓、廖沫沙都有较多的往来，并得到他们很多指导和教诲，在工作中形成了深厚的友谊。但就是因为这段纯洁的感情，苏双碧也不可避免地卷进文革的浪潮中去。

1965年11月姚文元等人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出笼，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5•16”通知发出后,吴晗被定为反革命，批斗逐步升级。邓拓于“5•16”的第三天即以自杀来作为维护真理的最后抗争。苏双碧从一个大学毕业不久的农家孩子那份朴素的感情认识出发，实在看不出“三家村”有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在文革期间苏双碧没有写过一张揭发“三家村”的大字报，以他诚实善良的天性，他不愿污陷好人，更何况是曾经一起工作过的尊敬的学者和师长。然而由于与“三家村”的关系，对批判三家村的不理解，苏双碧参与写了《这是为什么》的大字报，终于被卷进那场史无前例的漩涡，被打成“三家村伙计”、“反党急先锋”而遭到严酷批判。作为一个农民的孩子，自认为一贯忠心耿耿为党工作，怎么成了“反党分子”。他想不通，就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后来中央批示北京新市委给苏双碧予以平反。此后苏双碧回到了党校，避开文革的风浪，专心搞起自己的研究来了。

《吴晗传》封面

为缅怀吴晗这位大学者，苏双碧同夫人王宏志历时两年，撰写了近35万字的《吴晗传》，1984年在吴晗诞辰七十五周年，逝世十五周年时出版，彭真亲自为此书题名，廖沫沙作序。苏双碧在前言中这样写道：“我们相信，吴晗、翦伯赞，以及邓拓、廖沫沙等一代杰出的知识分子的遭遇已成为过去，留下的只能作为一种永远难忘的历史垂鉴，告诫着后人不要再重蹈覆辙。”此书在当时虽重印过两次，但在市场上很快告罄，1997年苏双碧对此书重新修订后再次出版。

在苏双碧的记者生涯中，还有另一件事让他感到自豪，那就是为一个老百姓平反。“一天有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跑到我家来，对我说吴晗是市长你替他平反。我儿子也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冤案，跟吴晗《海瑞罢官》有关系，但是我是老百姓你给不给平反？我说按照党的政策，有错必究，只要是错的就应该平反。后来她给我一封信，我看了以后，作为一个记者的责任感，我一个晚上没睡好觉，感觉这封三、四百字的信沉甸甸的。第二天我就找到《光明日报》开了介绍信，跑到公安局去找档案。档案不在公安局，在中级人民法院。我又到法院去，结果从角落里拿出了24卷档案，跟桌子差不多高。后来我找了两个同事一块去看了两天档案，最后得出结论是个冤案、错案，必须平反。所以就以《光明日报》的名义给公安局打了一个报告，要求给他平反。公安局接受了这个意见，着手替遇罗克平反。后来我写了长篇通讯《逆风恶浪中的雄鹰---遇罗克》，于1980年4月在《新时期》登出。7月15日《北京日报》全文转载在第一版，这篇文章影响也比较大的¨¨¨通过这两件事，一个替吴晗平反、一个替遇罗克平反，我感觉做了一个记者良心上应该做的事。”

从放牛娃到高材生

1933年11月的一天,朔风呼啸,寒意袭人。在南安县厝斗村的一个农家里,一个男婴呱呱落地了。男婴的哥哥至今仍记得：“小时候，我母亲就讲，有一天晚上梦见四个人抬着一顶轿子，醒了就腹痛。要分娩时，床边放的一条椅子，自动退有三尺远。”虽然是个传说，但似乎预示着这个小男婴将来有不凡的作为。算命先生说这娃命中缺土，因此父亲把他取名为苏双壁。

“现在才有饭吃，以前只能吃地瓜糊。我父亲经常说，我们这里要怎么富不可能，不用吃地瓜糊就可以了。”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小双壁五岁时就开始在地里帮父母干活，放牛。父母特别宠爱这个老三，早早地把他送到了村里的私塾里去。然而仅三个月后，一场鼠疫使村里唯一的私塾先生在一夜之间丧命，苏双壁被迫中断学习。一年之后，双壁重新拿起书包，先后在两个小学念书。他学习很用功，又善于思考问题，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同时自幼不信邪的他把“壁”字改成“碧”字。从此，“苏双碧”三个字，就端端正正写在他的作业薄上。尽管如此，由于家道贫寒，这段坎坷的求学经历也只维持了三年半。

留影于长乐县人民检察院

1945年，为分担家庭负担，年仅12周岁的双碧来到泉州，先后做过修路工和纸店的学徒。解放后，双碧的命运似乎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16岁他到晋江公安部队当一名战士。十个月后，公安处处长离开晋江时介绍他到省检察院当通讯员。仅仅过了三个半月，工作出色的他就获得提干机会，做司法工作。参加工作两年不到，18岁的苏双碧就担任检察院预审科副科长。

副科长在父母和兄妹看来，俨然是个不小的官，但压在苏双碧肩上的担子也不轻，因为家里的生活还十分清苦。“其实我们当时的工资也都很低，一个月就四五十块钱，那四五十块钱能够给家里十几块钱，家里就解决问题了。”他回忆道，“我一个弟弟当时还没有事干，写信来要那么五块钱，给他几块钱他就高兴的不得了。”

青年苏双碧

工作一稳定，双碧心中再次涌动的是那份强烈的求知欲，报名到省文化业余学校学习。每天除了工作以外，他把剩余的时间全部用在学文化上。同事们都很惊讶，多少年来他没有看过一场电影，没有逛过一次街，除了读书他似乎就没有别的爱好了。找到学习方法后，苏双碧的成绩，特别是语文取得很大进步，他写的一篇四千多字的作文《高玉宝的学习精神鼓舞着我》被推荐到省工农学文化成果展览会上展览，并在《厦门日报》上全文刊出，这是苏双碧的处女作，对他此后的写作历程起了重大的鼓舞作用。

1956年，几经奋战，苏双碧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北京大学历史系。喜悦之后，他感到的是一丝矛盾和忧虑。哥哥苏立秋还记得当时的情况。“收到录取通知书后，双碧三天连续写了4封信，最后我叫他去上学。他说去了以后工资减少了一半，没钱支持家里。我说你放心去读书吧！原来家里没有土地，现在解放了，分了十三亩半土地，有我在家，可以维护生活，不要紧。后来他才放心去上大学。”

消息传开后，《福建日报》用套红标题报道了他考上大学的消息。北大校刊也以《穷孩子进入最高学府》为题，用不小的篇幅报道了他入学的消息。

从此苏双碧走上了新的人生旅程。在北大，他感受着最高学府那份特有的求学氛围，游弋于浩瀚的史学著作中，留连忘返。有时走出图书馆，食堂已经关门了，只好随便买几个冷馒头啃啃，又沉浸在书海中。这样几个学期下来，班上的同学还没认识几个。正是过着这种清苦的生活，苏双碧硬是从每个月仅二十几块的助学金中抽出一半寄给家里。

退而不休

文革结束以后，苏双碧从京郊农村回城，在北京大学历史系任教，一年后调到《光明日报》理论部工作，撰写了大量的文章，特别是在推动平反文革中的冤案贡献突出。《光明日报》曾经于1983年和1986年两度任命他为理论部主任，第一次苏双碧婉言拒绝了，而第二次则扭不过领导的劝说接受了任命。

1988年6月30号，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一纸中共中央红头文件，任命他为《求是》杂志副总编。一向不喜欢当官的苏双碧出自内心不接受这个任务，无奈文件已下，作为一个党员，只好服从，走上新的岗位。

不管是在《光明日报》当记者、编辑，还是在《求是》杂志副总编的位子上，苏双碧始终没有放掉历史学的理论研究工作。从1978年起，他每年至少要出一本书，至今已经出版了包括《吴晗传》、《洪秀全传》、《太平天国综论》等在内的28本专著和文集，计600多万字，还先后主编过100多本书。有人称他为学者、史学家，然而他总是谦虚地说：“对于历史研究和理论讨论，我并不是专家学者，而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业余爱好者。”

苏双碧与夫人王宏志

苏双碧住在沙滩北街2号的公寓楼，女儿已经出国，三房两厅就他们夫妇俩用，按道理已经不小了，但是一走进他的家却感到一丝的拥挤。原来从客厅到房间，一面面墙壁早已被几个大书柜所占据，就连门边放鞋的小橱子也不放过。苏双碧看到我们迷惑的眼光，笑着说：“我这里别的没有，就书多，五个房间都是书。”这时我们发现他的夫人王宏志正在另一个书房里伏案写作，我们不忍打扰她，悄悄地退了出来。苏双碧的朋友都说，他与其夫人的结合乃是天造之合，一个研究近代史，一个研究古代史，两个人相互补充，不就成为一部壮观的中国历史了吗？

苏双碧如今退而不休，面对社会上出现的一些新问题，苏双碧开始研究起新的课题来了。“个人崇拜、家长制、个人说了算，甚至社会上的封建迷信，包括法轮功，都是由于没有批判封建主义的结果。李洪志根本就没有什么太高深的学问，就是一个初中生。他就是利用这个封建主义，能够骗那么多人，这应该作为我们党一个很重要的应该吸取的教训。所以不很好地批判封建主义，将来还可能出别的事。许多人，甚至包括一些领导人在内，对这个问题认识不足。正如小平同志讲的，估计不足。后来我出了本书，叫《中国封建主义批判》。拿到这本书的人，好些人都很赞成，打来不少电话……”

苏双碧近作《中国封建主义批判》

采访中间，女儿从美国打电话回来询问两位老人的近况，苏双碧那份喜悦溢于言表。接完电话，他接着说：“像福建那些老乡，我一回去他们总要问两个人。一个是问老伴，一个是问孩子。所以孩子回来结婚的时候，我没有通知他们，就挺有意见的。我为什么没请那些老乡呢？有一个很大的麻烦，送礼。我怕这个，这些人多得不得了。福建、泉州、南安，在北京做生意的相当多，只要他们知道以后，送礼都会送得比较多。我怎么处理这事，我就处理不了。你说都退回去，太伤感情，不退回去，这个事情就是个大事。”

苏双碧于书房里

苏双碧就是这样一个人，在学术上孜孜不倦，在生活上朴朴素素。夜深了，我们不忍再打扰他。然而当我们在路上回头望去，苏双碧书房的台灯又亮了起来。或许每每在深夜，才是他思绪最活跃的时候，他用手中的那支笔，用他那份热血丹心，在史学研究这块园地上继续耕耘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