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骨护山河

 ——香港爱国老人徐四民的风雨人生

 ■戴海蛟 执笔

“爱国不是挣工分，不是‘多劳多得’；爱国也不是投资，投资大要求回报率也大；爱国更不能讲优先，先到者先得；一个人爱自己的国家是自觉自愿的，你对我好，我爱国，对我不好，我也爱国，所以这六十年来，风雨同舟，可以写一部历史了。”

为徐四民先生油画像

六十年的经历看似很漫长，其实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瞬。2001年春，大型电视纪录片《闽南人》摄制组来到香港采访徐四民老人时，徐老给我们讲述他与祖国荣辱与共，风雨同舟的经历，宛如就在昨日。

1914年7月3日，祖籍厦门的徐四民出生在缅甸首府仰光，父亲徐赞周先生是旅缅华侨，同盟会早期的会员，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革命。辛亥革命成功后，他隐姓埋名改名“市隐”，开了一家叫“鼎新书局”的小书店，一边卖书一边著书，过着清闲的生活。徐四民从小就受到父亲革命爱国思想和行动的熏陶。“从母亲肚子里出来，就经过爱国逃难的胎教。我的父亲是孙中山先生同盟会的盟友，很早期的，他的信仰是三民主义，我的二哥生下来的时候比我早两年，我是一九一四，他是一九一二，刚好碰上辛亥革命，所以就叫他三民，三民主义的三民，后来我生下了，就加一民，所以叫四民。”

由于家道中落，徐四民并没有机会读小学，直到十三岁才直接进入马来西亚槟城钟灵中学读书，之前他一直在父亲经营的书局做排字工人，只有到晚上他父亲才教他读书识字，从学认“人、手、刀、尺”到《三字经》、《千字文》，到背诵《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直到攻读《古文观止》为止。进了初中，由于徐四民从小读书而且大多是古文和杂书，所以成了班上的“高材生”，十五岁初中毕业后，以同等学历考入厦门大学预科当选读生，一年后抗日战争爆发，徐四民被迫回到缅甸并从此结束了学校生涯。

为年轻时的徐四民先生像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长期的“屈辱外交”使亿万中国人民心中的怒火无法遏制。“七七事变”的爆发，使中国这只沉睡的“东方雄狮”觉醒了！在极短的时间里，无论是国内，还是海外各地，凡是有华人居住的地方，一个个抗日救亡团体纷纷成立，掀起了救亡运动的高潮。当时，陈嘉庚先生是海外华侨的一面旗帜。

缅甸华侨响应陈嘉庚先生主办的“南侨筹赈总会”的号召，相继成立了几个抗日救亡团体，其中影响较大的一个是缅甸华侨救灾总会，另一个是缅甸华侨抵制日货总会。这两个抗日团体无论在组织成员、工作作风还是工作范围上都有很大的不同，但他们的总任务、总目标却都是抗日。当时的徐四民义无反顾地加入由华侨总会组成的抵制日货的抗日斗争之中。“我在那边抵制日本货，抵制日本货对他英国有利的，所以英国特别照顾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抵制日本货运动是闻名于整个东南亚。我的手下有学生队伍、有工人队伍。

到某一商店里突然检查，有日本货，就登记。我们的同胞在前线浴血抗战，你还进口日本货，就把他这个店里所有的日本货都搬到卡车上去，放在一个寺庙，叫福建观音亭，每个礼拜六晚上把它烧光。”

八年的抗日战争，蒋介石退到四川重庆。云南是抗战的大后方，由一条国际上闻名的“滇缅公路”把云南和缅甸联系起来，缅甸就变成了大后方的后方。国民党的军政大员不思抗日却整天在缅甸挥霍，丑闻百出。而陈嘉庚派出的马华机工、运输队却在赶运物资中流血流汗。许多海外热血青年，为了追求进步，参加救亡运动，也沿着这条唯一的公路，像唐三藏西天取经一般，历尽千山万水到达当时革命的圣地延安。

1941年，日本帝国主义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对美国不宣而战。与此同时，日本侵略军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挥戈向香港和南洋进军。为了讨好日本人，英国殖民当局曾经下令禁止中国使用滇缅公路运输军用物资六个月，但是这种做法并没有换来日本军部的友谊和照顾。与此相反，日本海军轮番轰炸仰光。眼看日本人就要打进来，徐四民和其他抗日青年一起接受了英军的委托，在华区组织起了义务警队，以维持沦陷前的华区治安。当时徐四民担任义务警队的队长。由于这是纯属自卫性质的武装组织，又是尽义务，所以获得了仰光华区各界人士的支持。尽管义务警队在华区维持秩序的时间仅仅只有一个月，但是，这段风餐露宿的战斗经历，却是徐四民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军事生活”。

为徐四民先生全家福

1942年3月仰光沦陷，大批华侨仓皇逃亡，一些有组织的救亡团体早已撤退到缅甸以北一带，像徐四民这批服役不久的业余军人也自动“退伍”，各奔东西去了。徐四民也带着新婚刚一年多的妻子郭素兰以及生下只有三个月的徐世英开始了逃亡生涯。

日军占领缅甸八募的第二天清晨，徐四民和另位二十六个逃难的侨胞不幸被日军抓住关在市内的兵营里面，天亮后他们被鬼子拉到海滨沙滩上，准备全部处决，想借此给刚刚插上太阳旗的八募城来个下马威。然而，不知何故，不到两个小时，日本军用卡车又把他们送回市内。正当日本宪兵队在清点人数时，宪兵队长发现了徐四民结婚时购买的名贵手表，他拉住徐四民的手，贪婪地看着那块手表。看出事情的原委，徐四民当即取下手表送给那位宪兵队长，顿时紧张的气氛急转直下，宪兵队长脸上的神色有了缓和，他叫翻译官传话说：“你们如果不反对皇军，生命是有的……”。就这样，徐四民等人立即被释放了，而且那位宪兵队长还当场写了一张“通行许可证”给这批死里逃生的俘虏。说起这件事，徐老至今还是很不解：“一块名贵手表赎回了二十六个华侨的生命，至今回想起来，我仍然认为是奇迹。”

为采访时的徐四民先生

顺利逃出八募市区后，徐四民与新婚刚一年多的妻子郭素兰以及生下只有三个月的徐世英重聚，分别两日，恍若隔世，似乎重新回到人间，不禁悲喜交集。然而，日寇的骚扰使得徐四民只得带着妻儿离开八募，开始了逃避日本宪兵搜捕的三年多的亡命生涯。“我整整逃了三年八个月没有被日本人抓到，逃到崇山峻岭，缅甸的大森林里，在那里有一种病叫‘打摆子’，疟疾，就是发烧、发冷，发烧、发冷，得到这个病，病得很重也不敢冒然去看医生，最后满面都是蜡黄蜡黄的，仰光的老朋友在对面看到我都不认得我，就这样熬了三年零八个月。”

当时，徐四民在妻子郭素兰长兄郭联裕的介绍下，到达了缅甸故都曼得里，住在一个名叫“仙主”的寺庙区，三个月后，由于追捕徐四民的风声越来越紧，为了不连累寺庙的僧人，徐四民经过一番思考，特地选了一天到曼德里市区到处出现，有意大摇大摆地探访朋友，以引起人们的注意。三天后，徐四民悄然离开了仙主寺庙区，秘密地溜到缅中丛林地带的“叫枝”。“叫枝”是一个十分荒凉的小镇，位于缅甸中部。这里从林密布，地势险要。著名的锡唐江支流就在这个小镇的面前流过。镇区内有一个古老的缅甸小村庄叫“老山根”。徐四民就在村中开了一家杂货店以养家糊口。在这个小小的村落居住，不跟老土著拉好关系是不行的，徐四民就利用杂货店的经营，薄利多销，受到村民的欢迎，店里的生意也越来越兴隆。为了维持商店的营业，徐四民经常到八英里外一个有火车站的大镇“秉利贡”去补货，每次在进货的同时，徐四民都会打听一下战争的消息，回到村子里传播给当地的村民，这样，徐四民的店铺有成了可以听到外界新闻的文化中心了，村民们喜欢到他开的店里闲坐谈天。尽管有着疾病的威胁，但由于与村民之间的关系融洽，徐四民受到当地村民的保护，平平安安的在这个山村里度过了三年多的沦陷岁月。

1945年5月4日，英印联军的两栖部队连续作战，顺利进入仰光，日军全面溃败，被迫撤离缅甸首府。徐四民于7月2日在英军的协助下重归仰光。战后的仰光断瓦残垣，一片凄凉。看见自己家开设的鼎新书局和印刷厂，经过战火的洗礼变成了一个空壳，徐四民思绪如潮。三年的死里逃生，使徐四民打定主意以自己的虎口余生，为祖国、为社会做一番有益的事业。徐四民决定出任《新仰光报》的总经理，开始筹备新仰光报的出版工作。由于日本军队仍未投降，缅甸境内物资十分缺乏，报馆想找到一架印刷机成了一件难上加难的事。徐四民他们东拼西凑，好不容易弄到了两部机件残缺不全的平板机，又苦于找不到维修用的零件，只好到卖废铜烂铁的摊子上找旧零件，或者去找铁匠店配制。同时又从卖旧货铁器的摊子上买到了一大堆当作废铅卖的华文字粒，其中有些是徐四民过去亲手排过版的鼎新书局的旧铅字。于是徐四民请来了工匠装修印刷机，又请来了临时工整理铅字，再请手民把字粒放在字盘里。新仰光报的印刷厂就这样渐渐成形了，经过一个多月的奔走张罗，第一张对开四版的《新仰光报》终于在1945年8月5日面世。徐四民在担任该报总经理的同时，还代表董事会参与编务并负责该报的公共关系，不论是华侨社团，还是缅甸政府机关，他都要去联系工作。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全面结束了，对于当时的华侨来说，这无疑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情。然而，事情并不像一般老百姓想的那样简单、理想。缅甸和中国云南省接壤，中间有滇缅公路连接，交通素称方便。从云南昆明到缅甸故都曼德里，汽车只需三天时间。当盟军在缅甸境内反攻时，中国远征军曾参加作战。所以，当战争一结束，国民党政府就通过滇缅公路派出了大批军政要员到仰光活动。原来，这批“总裁的信徒”，已经摩拳擦掌，准备大打一场内战了。

随着国民党大员的到达，国民党在仰光的机关报《民国日报》也在《新仰光报》出版一个月之后正式出版。此外，还有远征军留下来的政工人员也办了一个《先声报》和一家民办拥护国民党的《中国日报》，形成了缅甸新闻界四分天下的局面。不久，仰光新闻界为了“内战责任”以及“反对内战，促进民主”的问题发生了分歧，因此展开了一场论战。《新仰光报》表面上是少数，面临着三家报纸的围攻。但是，由于背后有广大群众的支持，因此它丝毫没有怯阵，相反地却以理直气壮、为民喉舌的姿态挺身战斗。“三家围攻我这一家，国民党那边有军队，远征军的军队，他们军队都有枪，我这么一个突出的人物自然成为他们暗杀的对象，还好没给他们杀死，杀错了一个老头。”

新中国成立后，徐四民先生作为政协代表出席了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1954年，又作为海外华侨的唯一代表，参加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参加完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后，徐四民回到了仰光。为了悬挂五星红旗的问题，缅甸华商商会专门召开了“紧急会议”进行讨论。会上，会长李文珍提出“缅甸联邦政府目前在外交上还没有承认中国的新政权，因此华侨升旗的问题只能维持原状”，也就是用“维持原状”来代替“仍应该升国民党旗”的措辞。作为参加过共和国第一次五星红旗升旗仪式的徐四民，他认为升五星红旗的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中国人不论在国内还是在海外，都有权利以升五星红旗来表示对祖国新生的热爱与欢庆。这是一个中国人的思想问题，与党政无关，也与外国政府的是否承认无关。徐四民和李文珍在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双方针锋相对，各不相让，双方意见的对立达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

由于双方坚持己见，又各有拥护者，形成了势均力敌的局面，最后只好采取记名投票的方式公开表决。结果，支持李文珍的只有五票，而支持徐四民的却有十五票，另外有五票弃权。就这样，徐四民所提出的议案以明显的优势获得通过。华商商会通过了缅甸华侨史上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决议：“通告全缅侨胞悬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

1949年10月2日，在美丽的仰光城，缅甸爱国华侨满怀豪情，升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消息传出，陈嘉庚先生在新加坡主持的《南侨日报》，除立即报道了这一喜讯外，还特别为这一巨大胜利发表社论：《向缅甸华侨看齐！》

通过这次升旗的斗争与较量，李文珍和他的追随者们自动退出了华商商会。商会在补选委员中扩大了组织，团结了更为广大的侨胞，成为缅甸华侨重大政治、社会活动的“召集者”。

为1956年12月周总理访问缅甸时在华侨欢迎会上与徐四民夫妇亲切握手

五十年代初，国际上对刚刚成立的新中国实行全面的禁运封锁。时任缅甸东方贸易公司顾问的徐四民，向中国运出了第一批被美国视为一类禁运战略物资的橡胶烟花片，为中国打破了国际封锁的一个缺口。徐四民先生在缅甸多次接待到缅的中国领导人，并在安全保障方面做了大量细致入微的工作。“我们国家领导人每一个人要出国，一定到缅甸这个码头，才能够转飞机。所有国家领导人除毛主席、朱德总司令没有来过，其他的都来过。周总理来了九次，我在那边当主人接待，缅甸这边也得依靠我，吃的东西要保证不中毒，明天要去哪里，经过哪一个路，路线都要跟我讲，我去布置我的群众，保证中国领导人的安全。因为军警穿着制服，要搞破坏的人就躲开你这个军警去破坏，半路放炸弹什么。我的部队是穿便装的，跟平常人一样的，学生、工人，就是我的队伍。在沿途布置我的人，总理我保护九次。”

为李鹏总理夫妇与徐四民夫妇合影

徐四民先生原是一个殷商，曾担任缅甸华侨商会会长。然而1964年由于缅甸军人政府实施“国有化”政策，他的全部资产被 “国有化”，这是徐老在经历抗日战争的洗劫之后的第二次破产。“当时中国驻缅甸大使耿飚跟国内联系好了，告诉我说总理讲缅甸你呆不下去，欢迎你回来是这样子的，共产党欢迎我回去的。” 1964年徐四民先生举家回国定居北京。之后，在国内同全国人民一起经历了十二年文化大革命的风风雨雨，1976年到香港定居，创办了以拥护民主进步，反对保守落后，爱国敢言为宗旨的政论性杂志《镜报》月刊，帮助香港同胞认识祖国，支持香港的回归。“来到香港又碰到英国人。要回归，当然要站到中国这边来了，又跟英国人斗争，一直斗争到现在。” 香港回归后，针对当时亲英势力散布的各种言论，徐老勇敢的站出来与他们进行辩论，尖锐地批评《香港电台》运作的“港英遗风”，坚决支持香港特首的工作。由于他一贯敢言直言的作风，在香港徐老被称为“徐大炮”，受到香港民众的敬佩和支持。但这门大炮也不免会受到亲英势力的围攻谩骂。“开头是打击的对象，我被围攻得很厉害，我的朋友以为我被围攻了就在家里在掉眼泪，我没有，为什么没有，因为有群众的支持，我这个信心是从群众中来的。我现在出去随便一走，很多人都认识我，很多人都很有礼貌的。”

在国内，徐老多次在政协会议上，凭借他的一片爱国赤诚无私无畏的胆识，针对时弊，提出自己的看法和意见。“改革开放的十几年来，在全国范围内确实出现为数不少的先富起来的人，因为对这些人没有一套团结教育的政策、政令，任其自由发展，因而盲目攀比相习成风，暴发户显耀财富，大吃大喝，一顿豪宴动辄数万，有的金屋藏娇，三妻四妾，并不以为耻，我建议对这些大发改革开放财的富豪、大款制定一套优惠兼教育的政策，鼓励其将拥有的财富再投资于国计民生有利的事业，这样即可以减少对外来资金的依赖，完全可以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将腐败的社会风气转化为吹动建设的动力，总之对他们要管理、要教育、要引导。”

近年来，在李登辉的怂恿下，台独势力抬头。针对这一情况徐老在政协八届四次会议上，出人意料地用闽南语向台湾同胞呼吁：“亲爱的台湾兄弟姐妹，我在北京向你们致意问好！李登辉要搞台湾独立，是损害大陆及台湾同胞的切身利益，他以其个人的野心要把孙中山先生的照片取下，然后挂上他自己的照片，台湾同胞一定要起来反对，如果李登辉继续执迷不悟，我要提出一个建议，就是用泉州的石头造李登辉的石像，放在大陆每一个中山公园，跪在孙中山先生石碑面前谢罪，让每一个人啐口水，让李登辉做万世罪人！”

为江泽民主席与徐四民先生亲切交谈

作为特别行政区预委会、筹委会委员和港事顾问，徐四民先生为香港的平稳过渡和繁荣作出特别贡献。1997年7月2日，徐四民先生被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授予最高荣誉奖章——大紫荆勋章，成为首批“大紫荆”勋贤；2001年3月在港澳全国政协委员联席会议上，徐老五十年如一日的爱国精神受到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的高度赞扬。4月江泽民主席又与徐老亲切交谈。“现在好了，北京的领导人了解到这个老头真的是爱国。江泽民也接见我了，没有人敢来整治我了。那次跟江主席谈话，本来是讲好半个小时的，连秘书、秘书长都排除在外，五十分钟我连讲了四十五分钟，江主席大概只讲五分钟。说毛泽东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江泽民是紧抓毛泽东思想的这样一个人，所以今年我是感觉到很满足，很满足的一年。”

徐老不仅在政治上号召华人要团结爱国，在发展经济上，同样希望华人团结起来共同创业。1998年，年过八旬的徐老出任由华商组成的香港国际投资商会特别顾问兼总监，1999年，作为访缅经济考察团的首席顾问率领国内著名企业家代表团访问缅甸，并在金三角地区进行实质性投资项目洽谈。

为徐四民先生与夫人郭素兰合影

如今徐老已经是儿孙满堂了，陪伴他走过60余年的妻子郭素兰希望年老直性子的丈夫能少问政治、安享晚年。然而在徐老婉转幽默的沟通下老伴也理解了。“我八十岁的原配夫人，她说你老了你不要再管世事了，我说你把我关在跑马地六个月我都成痴呆了，所以她也理解我，让我这个老头多接触社会，多活动活动。”

徐老的一生曲折离奇、跌宕起伏，但无论人生如何坎坷，遭到什么不公正的待遇，贯穿他一生的只有两个字“祖国”。何香凝先生曾把“丹心扶社稷，铁骨护山河”对联赠送徐老，这十个字精辟地概括了徐老一生赤子爱国情怀和傲骨迎霜不屈不挠的品格。正如由他自己作词，儿子作曲的这首歌所表白的那样：“中国是我的祖国，也是我的伟大教师。我从祖国的存在中学习到许多真理。我爱祖国，尽管祖国也给过我不少痛苦，我爱我的祖国！我永远寄希望于她，虽然她曾使我失望过，我永远寄希望于祖国！所有的一切，是由于我是她的儿子，一个最诚实，可能也是最固执的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