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传抗日被刺伤

陈文总的父亲陈图南，早年在缅甸经商，后家业破产返回故乡，在海上从事船工谋生；母亲吴星吉，同安石浔村人氏，为一介家庭妇女。

出身艰苦的陈文总从小就发愤学习，先后就读并毕业于厦门竞存小学、同文书院，各科成绩优良。其中英语、古典诗词、书法的功力深厚，这为他日后人生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青年时代的陈文总担任过大同小学教员、进步报纸《厦声日报》主笔，参与创建“厦门通俗教育社”并任总务股主任，以各种形式参加厦门及闽南地区的爱国民主运动。

1923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拒不归还其所侵占的中国领土——东北的旅顺、大连，全国各地相继开展抗议活动，厦门各界积极响应，于6日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对日市民大会”。陈文总以厦门市“抗敌后援会”代表的身份被推选为大会临时主席。热血沸腾的他在发言中强烈抨击日本的侵略政策，号召社会各界积极参加反日斗争，坚决抵制日货，在社会上产生很大的反响。

会后，当他路过石狮王僻巷时，突然跳出几个身份不明者（后查明，凶手为日本驻厦领事指使的日籍浪人），围上来挥刀就砍。遭到刺杀的陈文总全身负伤十几处，血流如注，生命垂危，幸被过往市民及时发现将他送往鼓浪屿救世医院抢救才脱离险境，伤情稳定后又转移至上海治疗。

日本人的卑鄙行径激起了市民的极大义愤。7月7日、8日，厦门人民连续举行罢市、罢课活动，抗议日籍浪人的暴行，要求地方当局缉凶。本地报纸对此进行报道，同时发表评论，影响巨大。

流血事件并未稍减陈文总的正义感。在沪疗伤期间，他无意中获悉时任厦门警察厅长郭绂昌、高等审判长刘采亮和推事刘启明三人狼狈为奸，携带巨额公款外逃，不日可能通过海轮逃往上海，便与厦门籍爱国志士张振才（后被日籍浪人刺杀身亡），以“厦门公民代表”的身份报告了上海警察机关，使这三名嫌疑犯落网。当时上海各中外文报纸均以大标题报道他们不畏强暴、惩办贪官污吏的事迹，大快人心。

留日归来遇伯乐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血腥镇压。

少年时代即投身爱国民主运动的陈文总对局势失望之余，于1928年初转道由香港、南洋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专修步科，潜心研究军事。在此期间，他与同班同学冯洪国（中共党员，著名爱国将领冯玉祥的儿子）成为挚友。回国后，便在冯玉祥将军麾下担任军事教官。

1933年，冯玉祥将军在张家口组织抗日武装察哈尔民众同盟军，报国心切的陈文总参加了这支部队，多次率部驰骋沙场与日寇浴血奋战，他的才学人格，得到冯的赏识。1933年8月，这支抗日武装被蒋介石遣散，陈只得饮恨离开。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33年11月20日，19路军爱国将领，由于不满“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发动“闽变”。在蒋介石重兵围剿下，“闽变”很快就失败了。时任闽西某部保安部队司令的陈文总，冒着危险，在自己的防区网开一面，使前来求助的19路军一部得以安全通过转移至广东。19路军将领对此铭记于心。抗战爆发后不久，当年“闽变”主角之一的陈铭枢将军在重庆见到了陈文总，重提旧事，特书赠他岳飞的词句“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以意会当年陈文总视功名如尘土，义薄云天之情。

1936年春，冯玉祥推荐陈文总担任国民党陆军步兵学校教官兼“学员练习团”团长，同年秋天，又保送他进入陆军大学第15期学习。临别时，冯将军为他改名为“陈左武”。按冯的解释，“左”字，古文通“佐”，辅佐也；“武”字，军事也，即期望陈通过深造成为文武全才，从而辅佐国家、报效民族。

然而，随着战火的蔓延，“陆大”几经搬迁，先后由南京迁徙至长沙、遵义、重庆。陈文总也没有闭门读书，在校期间，他兼任第三战区机要室上校主任参谋，先后在张自忠将军部和李宗仁将军、薛岳将军部服役。由于作战勇敢，荣获国民政府颁发的五等云麾勋章（云麾勋章为国民政府授予有功人员最高级别的勋章）。

默许泄密入囹圄

1941年初，“陆大”15期在贵州遵义毕业，陈文总以优异成绩留校担任战术教官。

同年6月，即太平洋战争爆发前6个月，蒋介石看中陈文总擅长日语、英语，军事理论上见解精辟又有实战经验，点名要他参加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组织的、由商震上将任团长的“南洋军事考察团”，前往新加坡、马来西亚、缅甸、印度等地考察英军驻防情况。

返回重庆后，陈向蒋介石提交了战略形势分析报告，指出一旦日军侵略东南亚，英军必定立即弃守。后来果不出所料，陈为此受到了蒋的高度重视，遂被任命为军令部第二厅第二处（即国际情报处）少将处长，同时保留“陆大”教官职务，还兼任中美英荷（荷兰）四国军事联合会议秘书暨四国同盟军中方司令何应钦的秘书长。他的主要任务是，定期分析研究国际战场的形势动向，及时向最高统帅部报告情况并提出看法和建议。

由于陈文总英文功底好，所以抗战期间来华“军事援助”的美军将领和他多有交情。史迪威将军及继任的魏德迈将军在约见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国民党军政大员时，大多由陈文总陪同翻译讲解。魏氏奉调回国前还与陈话别，并将自己珍爱的佩枪送给他作纪念。

后来发生的一件事使陈文总被革职查办。按职责，陈每周提出“一周战报”后要誊写3份，一份呈蒋介石，一份交参谋总长何应钦，一份留底放入保险柜。由于内容绝密，一般人不能接触到这份材料。

陈文总手下一位上校参谋周茂凡，是中共秘密党员，在陈的默许下，周每次都私自将存底的报告，秘密送到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供中共负责人参阅后再收回。但时间一久，难免不被特务发现蛛丝马迹。一天，身揣绝密文件的周参谋在八路军办事处附近被军统特务逮捕，当场被搜出报告。

戴笠闻讯后立即派人到陈文总的办公室搜查。戴笠对陈文总并不陌生，曾游说陈加入军统，被陈一口拒绝。特务们打开保险柜，发现所有“战报”的存稿均安然无恙，但全部都有置于衣袋之折痕，同在“红岩”门外搜出的文件折痕相似，表明这些文件可能全都被看过。

陈文总与周参谋先后被关进了重庆南岸土桥监狱。陈被当成重要“嫌疑犯”理了光头，反复接受讯问；周参谋则遭受严刑拷打，但他始终没有说出送文件是得到陈的默许。陈的夫人杨若洲为此多方奔走，最后靠冯玉祥、万耀煌（时任陆军大学教育长）出面营救，及多位“陆大”同学以身家性命担保，才使陈获释。

历史关头作抉择

陈文总出狱后，不能再从事原来的工作，蒋介石就把他放到亲信胡宗南处，担任西安中央军官学校第7分校少将教育处长，后调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少将参谋长。

在胡宗南属下，有三件事足见其为人之正派。

胡宗南身边有位名叫熊汇荃的机要秘书，举止儒雅，为人机敏，办事干练，深得胡的信任和器重。而熊的真实身份是周恩来亲自派出的、专门搜集国民党上层军政情报的中共党员。胡曾数次因泄密之事而大发雷霆，并命令戴笠的弟弟亲自主持追查，却一无所获。

凭着丰富的社会阅历和深入的观察判断，“旁观者”陈文总对熊的真实身份和使命了然于心。虽然陈与胡宗南的表弟程开椿在7分校共事过，两人私交甚深，朝夕相见，但他从未对程谈过对熊的看法。这位熊秘书真实名字叫熊向晖，现还健在。

第一军改称“整编第一师”后，在进攻陕甘宁边区时抓到一个“身份可疑”的人，这一自称“邓中委”的人，被怀疑是中共的重要人物。陈亲自与之交谈后，遂命令军需官初再荣（杨若洲的亲戚）押送邓去西安，嘱他半路放人，陈还给了初再荣一笔钱，让他事后离开军队回徐州原籍谋生。初回徐州后开了一家专门刻制橡皮图章的铺子。

抗战胜利后，陈文总先后到晋南、豫北及河南的洛阳、郑州、开封等地受理日军投降及遣俘回国任务，后专任河南新乡日本战区受降长官。驻该战区日军司令官饭田中将，是当年陈在日本士官学校的学长。此时此地，两位当年的同学，分别以胜利者和战败者的身份来出席具有历史意义的受降仪式，心情大相径庭，彼此感慨万千。

受降时，陈文总与许多国民党高官截然不同，他严禁部下擅自侵吞接收的日伪财产及日军官兵的私人财物，创下了接收部队中军纪良好的记录，被国民政府授予“一等忠勤勋章”。

1946年3月下旬，在蒋介石的指挥下，胡宗南进攻并占领了延安。当胡宗南得意忘形地宣布“中共已经完了”之时，陈文总却从共产党唱的“空城计”中，判断其主力可能已经东渡黄河摆脱困境，并清醒认识到，国民党发动内战不得人心，彻底失败只是时间长短罢了。

1947年7月，已任国民党陆军中将的陈文总借口“回家探望八年未见过、此时正生病的母亲”，从延安返回西安，再到徐州。陈在徐州期间，接到正在南京参加“国民代表大会”的胡宗南发来的加急电报，称“前方战事紧急，请即来宁与我同机返陕。”陈读罢电文后，嘱咐杨若洲复电，说自己已回福建，且立即动身南下。

同年8月，陈文总从厦门到达香港，立刻在报纸上发表声明，公开反对内战，并宣布脱离国民党军队。

在历史的紧要关头，陈文总作出了一个正确的抉择。

告别了军旅生涯的陈文总，其人生开始从绚烂走向平淡。他先是接受旅港福建同乡会、福建商会的邀请，着手筹办福建中学并担任首届校长，后又创办福建华侨学校，一直从事教书育人工作直至终老。

陈文总公务之余喜欢读书、书法，他旅港期间创作的200多首旧体诗词，更是一生坦坦荡荡、嫉恶如仇、忧国忧民情怀的真实写照。如《无题》咏道：“曾经浴血卫山河，其奈豺狼当道何？此日邯郸干净土，献身应不负廉颇。”追忆了当年与日寇殊死搏斗的难忘经历，表达了“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豪情壮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