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稻米输入漳属各县。“台湾为宇内奥区，土田肥美，一岁三熟，以其有余，供给福建，漳、泉之民赖焉。”郑氏政权后期，台湾所产稻米，已能满足十几万军民之需，并“以其有余，供给漳、泉，以取其利”。清领台后，向福建输送稻米日多，“漳、泉皆滨海之处，地方斥卤，所产米谷，即甚丰稔之年，亦不敷民食，全赖台湾米贩源源接济”。

台湾米谷输进漳州，主要有三个渠道：一者，清政府组织的台运。清代台湾戍兵，“皆调自福建，三年一换”，其在闽眷属的口粮食用，仰赖官府调运，福建沿海“兵多米少，协济犹不足”，需要官府调拨米谷。为解决“兵米”和“兵眷米”，清廷规定“凡商船赴台贸易者，须领照，准其梁头，配载米谷，谓之台运”。漳州是台运的主要受益之地。据《台湾通史》，雍正年间，“台湾岁运福建兵眷米谷八万五千二百九十七石，遇闰加运四千二百九十八石。”其中自鹿耳门运至厦防厅仓、龙溪、漳浦、海澄、诏安、平和县仓的“兵米兵谷”和“眷米眷谷”，年定额四万二千六百二十三石。这些米谷来自嘉义、台湾、凤山三县。此外，台运还担负供漳泉百姓“平粜之米”的运输。如雍正四年(一七二六)，议定台湾岁运漳泉等地平粜之米五万石。为免歉收年无米可内运，又“别以正项购运十万石，分储沿海各处。若台湾丰年，可酌情形加运。”“乾隆十一年，省议以福、兴、漳、泉之米，不能不借资台湾，而台湾岁有丰歉，又不能不预为筹备。乃定台湾各厅县买谷四十万石，永为定例，存储台仓。如逢福建乏粮之时，拨往接济”。可见，台运于漳州是十分可靠的，对于缓解漳州社会粮荒饥饿起了他处无可替代的作用。据估算，台运漳州府的米谷，大约可供全邑二至三个月的口粮之需。二者，商船、渔船的民间贩运。其运输量要比台运多得多。乾隆初年，“益缘拨运四府及各营兵饷之外，内地采买既多，并商船所带，每年不下四五十万。又南北各港来台小船，巧借失风名色，私装米谷，透越内地”。据王世庆《清代台湾的米产与外销》，台运和私运台米，每年少则五、六十万石，多则八、九十万石。清末漳州各地经营米谷业的稻谷行、土垄间和大米店，多有经销台米的业务。如漳州府城，居民称来自平和、南靖的稻谷叫“顶溪粟”，附近农村的稻谷叫“本地粟”，台湾米叫“蓬莱米”，缅甸米叫“仰光米”。三者，宗族间“义粮”、“祭米”的运送。这类由移民出于接济祖家亲朋或祭祀祖宗而雇船运送的米谷，虽然不是为了交换，不是商品，但其数量也绝非少数，在对漳州经济的支持上表现得更为直接。漳台各相应姓氏血缘家族间多有这方面的记录。如：林本源家族“在淡水海山堡水田四十三甲八分四厘二亳(每甲合十一亩三分多)，充为原籍本族义田，年收佃租，除完供耗谷外，年实收谷一千六百石，按年寄回内地龙溪县白石堡吉上村、潭头村，赡给同宗族人贫乏之用。延请族诚实公正两人，经理共事。”这项义粮活动。从道光元年(一八二一)起，至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终止，历时一百一十六年。

再是蔗糖输入漳州。蔗糖为清代台湾输出之大宗。漳州本是著名糖区，但因长期采用糖廍土法制糖，花工多，质量差，出糖率低，糖业日形衰微。而台湾自晚清后，特别是日据时期，大力种植优良蔗种，以先进技术制糖，糖业十分隆盛。台湾白糖因质量好，价格便宜。大量涌进漳州市场。本世纪初，一块大洋可买台湾白糖二十多斤，比漳州红糖还便宜。漳州用糖量历来很大。民间习俗节庆神诞“搓圆做粿”，必用“乌糖”（闽南人称红糖叫乌糖)。于是，一些唯利是图的商人便购进台湾白糖，加入染料，制成“乌糖”出售。也有的商船载回糖水，在漳州糖廍加工成糖，再投放市场。

米糖之外，台湾输往漳州的货物还有海产品。台产海参、鲍鱼、干贝、鱿鱼等海珍品，筵席所用。咸鲢、咸鲳、水尖、小广等大路货，在乡村很有销路。台湾茶叶、樟脑、花生油、芝麻油、桐油、水果、苧麻等也运销漳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