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穿篮球鞋

“文革”一开始，我和郑先生是第一批被打入“牛鬼蛇神”之列，并编在一个劳改队的。这个队有十多个人，“主管”校园厕所和道路的清扫工作。郑先生打着三角旗，走在前面，似乎像队长（没有正式任命过），我推着垃圾车跟在队尾。郑先生穿一双破布鞋，表示与劳苦大众走同样的路，但走起来不跟脚，显得拖拖拉拉，我们也都跟着缓步而行。有一天，监管我们的原扫地工和一个姓李的学生红卫兵大概发现队伍松散，根源在郑先生走不起步，嘀咕一阵后，就呵斥郑先生走快点。郑先生立即承认自己在“服刑期间”不老实。“服刑期间”是我们隔离后郑先生无论口头上，还是写交代时所常用的词语。老先生大概认为隔离软禁就是一种刑罚。第二天早晨集合，忽见郑先生穿一双高腰篮球鞋一溜小跑来入列，那个吆五喝六的黄口小儿一见也忍不住出现了从未见过的笑意。我们虽觉得有点可笑，却没有一个人笑得出来，我忽然想到宋徽宗父子在五国城被“胡儿”拴上脚铃，勒令蹦跳时的惨痛，也想到“击鼓骂操”中祢衡的屈辱。一种被戏弄的感觉像针一样在刺痛我的心。我利用撮土的机会悄悄地问郑老：“您真买了双新鞋？”郑老也悄悄地回答说：“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穿高腰篮球鞋，勒好了跟脚，省得大伙挨说”。老人平静达观，还为别人想。难得啊，难得！

没有一千，只有四千

“文革”打派仗很激烈时的某一天晚上，我被“革命群众”从原住房赶出来而住进集体宿舍中一间狭小房间里，被蒙上眼睛架走了。大约有10分钟的样子，被带到一座楼的过道，叱令坐在一条木凳上，解下蒙眼布，我知道这是胜利楼原会议室外面。排在我前面的是郑天挺先生，以后又带来了一些人，绝大部分是熟识的“老家伙”，依次坐在条凳上，很像在医院里听喊号。人大致到了有10来个时，郑天挺先生被唤进屋里去，不过10来分钟，郑先生被一个红卫兵又押走了，大家虽未做任何表示，但似乎都有一种共识：凶多吉少。我接着被唤进原会客室，室内陈设很简单：一张桌子和两把放在对面的椅子，两旁则有几个或坐或立的红卫兵，以一种非常浓烈的阶级感情攥拳怒目地大声呵叱，类似三班衙役在喊堂威，原来是一次提审。坐在上面的是我教过的一个姓王的学生，我当然坐在对面椅子上。王同学到底受过高等教育，对我进行了一番“阶级分析”之后，又清算我自解放以来的收入和必需的支出，说我多占了，也就是剥削了人民财产6000余元，应该没收，但姑念我过惯资产阶级生活，留一部分给我补贴生活，须上缴1000元支持“革命”。我当时正常工资126.5元，又经过60年代的困难时期的“高消费”，而“革命”后又改定为每月12元生活费，哪有1000元余钱，幸而当时口袋里有一个只剩3.5元的存折，便十分虔诚地奉上我的全部浮财，不料惹得小将勃然，站起来一只脚踏在椅子上，怒赠我“滚蛋”二字，于是，我便仓皇遁去。

第二天清晨，我们正在劳改队集合，忽听校园里有锣声和叫喊声。不久有人来说，郑天挺和潘源来在游街，他们大刮经济主义妖风。过了一小时，郑、潘二老回劳改队。我悄悄问了郑先生缘由。原来昨晚，郑先生曾被王同学“晓以大义”，勒令交出1000元，支持“革命”。郑先生老实地汇报说：“我的存款已被查抄封存，只在铜床栏杆的空心里偷藏了一张4000元的存单，现在时间晚了，明天一定取出送来。”王同学因为战果辉煌而心中大悦，当即派人押送郑先生去取存单，并安慰说：“你态度很好，我们只要1000元，其余为了安全，我们代为保管”。从此，这张存单便如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了。听说其他人有的几十，有的几百地认缴了。潘先生则认缴了1000元。

万万没有想到，郑、潘二老对这一派的革命义举，却遭到另一派的嫉视。转天清晨，郑先生和潘先生即以我们这群人的代表人物被揪出来游街，一面自己敲锣，一面革命群众高喊“打倒经济主义妖风”，在校园游了一圈后放回。郑先生这张4000元存单的事，到后来的“一打三反”运动时又被翻腾出来。工宣队逼问郑先生这笔钱交给谁，为什么没有收条？天啊！当时谁敢冲这群凶神恶煞要什么收条。交不出收条，似乎郑先生在给“革命”抹黑。让这位善于考证的历史学家也难以考辨得清，哭笑不得。只留下“没有一千，只有四千”让人痛心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