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是一个移民社会，移民主要来自闽、粤两省特别是漳、泉地区。漳州自唐初建州，历唐、宋、元、明、清数朝千余年的开发建设，已是闻名遐迩的“鱼米之乡”、“海滨邹鲁”。唐代是漳州经济开始蓬勃发展，封建文化普遍传播的时期。中唐以后，北方安史之乱和藩镇割据，漳州地处边鄙，未受波及。北方人为逃避战火纷纷南迁；加上陈元光及其子陈垧、孙陈酆、曾孙陈谟四代守漳百余年，参与开漳的五十八姓将士和眷属以及后来陆续迁居漳州的中原百姓，带来了华夏先进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技术。促进了漳州经济的勃兴。到了宋代，漳州的农业、渔业、纺织业、制陶业和造船业都有很大发展，商品经济逐渐繁荣。漳州城成为闽南的重要贸易中心。明代是漳州封建经济和封建文化鼎盛的时期。农业优势日益凸显，成为福建首屈一指的“米粮仓”。手工业突飞猛进，漳州城内“百工鳞集，机杼炉锤”，成了一个繁华的手工业城市。农业和手工业的繁荣促进了商业特别是海外贸易的兴盛。明末清初是漳州地区的多事之秋，战乱和迁界给漳州社会经济造成巨大的破坏。从康熙中期到鸦片战争前的一个半世纪中，漳州社会比较稳定，农业、手工业进一步发展，商业更加繁荣，与台湾和海外的经济联系非常活跃。

漳州人素来有开拓进取的精神。在开发建设漳州的同时，漳州先民很早就跨越海峡开发台湾，直到清代形成大规模移民浪潮。在台湾发展史上，漳州人写下了光辉的篇章；在漳州的史册中，漳州人开台占有绚丽的史页。故史家指出：研究台湾历史，不能不和漳州历史文化联系起来考察；研究漳州历史，不能或缺漳州人开台的业绩。

 隋代，漳州就与澎湖舟楫相通。据《台湾通史》：“澎湖地近福建，海道所经，朝发夕至，漳、泉沿海之黎民早已来往，耕渔并耦”。两宋时期，“中原板荡，战争未息，漳、泉边民渐来台湾，而以北港为互市之口”。据《诏安县志》载，南宋祥兴二年(一二七九)二月，元军攻陷广东崖山，左丞相陆秀夫负帝昺投海殉国，残部将士多由郡马都尉陈植率领，在诏安继续抗元，后来一部分将士东迁澎湖、琉球(即今台湾)安身。四月，元兵进攻东山岛，又有很多沿海人民为逃避战火，举家迁澎湖、琉球定居。元(后)至元年间(一三三五至一三四O)，元政府在澎湖设巡检司。

明代，漳州人持续不断地相率迁徙台湾。明成化年间(一四六五至一四八七)，长泰县江都村连氏有连时冲迁居今台南，南靖县双峰村丘氏家族八世孙丘国旺、丘国时、丘国平三兄弟移居今淡水。这是目前已发现的漳州各姓族谱有关开台始祖的最早记载。明万历二十年(一五九二)，明政府在澎湖设“游兵”，调东山铜山、龙溪浯屿等水寨官兵驻防。有的官兵驻防期满就滞留澎湖。周元文《重修台湾府志》云：“澎湖为台湾门广”，林再复著《闽南人》说：“澎湖历史早台湾三百八十年，尤其在帆船时代，由大陆渡海东向台湾，一定要经过澎湖，中华文化也由大陆经澎湖传播至台湾，因此澎湖的开拓等于是‘台湾早期的开拓史’。”“元明以来，澎湖之逐渐开发，以漳州、泉州闽南籍人之贡献为最大。”澎湖至台湾西海岸的北港只隔一条宽几十海里的水道，“烟火相望”，“鸡犬之声相闻”。北港也是漳州人最早开发的地方。明代黄承玄《条议海防事宜疏》载：“濒海之民，以渔为业，其采捕于澎湖北港之间，岁无虑数十百艘。”可见明代的澎湖、北港已是漳州人谋生之处。天启年间，海澄人颜思齐率船队在北港登陆，并招募漳、泉移民三千入台垦荒。明末郑成功收复台湾，漳州府各县“民乐而趋之”。据《东山县志》：“铜山五百青壮年随往。”郑氏时期台湾新增移民二三万，主要来自漳、泉。

清代是台湾开发的最重要时期。清政府统一台湾后，康熙年间在澎湖设“铜山营”，负责台澎防务，官兵“三年一换”。不少“铜山兵”解甲后留居澎湖，或迁台湾创业。清末铜山举人马兆麟有诗云：“重洋百里戍台湾，艋胛澎湖递换班。二百年来人事变，征夫休唱念铜山。”反映了铜山与台澎的特殊关系。就整个漳州府而言。大规模的向台湾移民是在清代，由移民而产生的血缘关系，是漳台之间经济、文化等各种关系的基础。

移民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清代漳州向台湾移民，不仅是漳州历史发展的一件大事，而且在中国移民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同中国古今其它移民景象相比，漳州向台湾移民，具有以下显著特征：

 (一)时间长。从康熙二十二年(一六八三)清政府统一台湾，到光绪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台湾割让给日本的二百一十二年间，漳州府各县向台湾移民始终未断。例如南靖县，根据族谱记载，对五十三姓向台湾移民数量的统计，在总计三千六百四十五名迁台者中，明代一百四十八名，清代三千四百九十七名，说明清代是向台湾移民的主要时期。清代的迁台者，康雍年问为一千三百三十四名，乾嘉年间为一千四百九十五名，表明这两个时期是移民的高潮；从道光至光绪末年，移民始终没有停止，谱中记载的有六百六十八名。这些记载，尽管只能反映实际迁台数的少部分，但已足以证明清代漳州向台湾移民之盛况。

(二)规模大。据族谱资料统计，漳州向台湾移民的姓氏至少有九十八姓。有的家族、房头，几十人乃至三四百人，联宗结伙，声势浩大，同时或先后向台湾迁移，只留下少数人在家承继香火祖业；家族发展的重心，实际上转移到了台湾。如漳浦之张氏、吴氏，南靖之简氏、萧氏，平和之庄氏、赖氏，诏安之黄氏、沈氏，云霄之何氏、刘氏，华安之童氏、蒋氏等等，都是家族“亲同”互相提携、投亲靠友而致迁台者众多，在台湾发展成巨族的。漳浦中营村的“太尉堂”张氏，目前仅有一户两兄弟在此“守祖”，而台湾各地的“太尉堂”张氏后裔则难以计数，近几年纷纷回乡寻根谒祖。说明张氏家族清代迁台人多势众，才有如今的根深叶茂。漳浦后江村吴氏，明末兴盛时达二千多人，到本世纪四十年代，村民仅剩二百余人。据谱载，吴氏多在清代遇台湾去了。据学者研究，清代台湾人口的增长主要是移民增长，在大部分时间里，移民增长率都高于自然增长率。其中一七八二至一八一一年间，移民增加了六十六万人，平均每年达二万二千多人。如此之多的移民主要来自漳、泉，可见其规模之大。由移民传衍下来的后裔，也可以证实当初移民人数之多。例如简姓，在台湾百大姓中名列第三十六位，人口十七万，其祖籍多在南靖长教村。长教《简氏族谱》载，仅七房、八房两个房头移居台湾的就有二百多人，定居于南投、桃园、嘉义、台中、宜兰等地。其中，南投县草屯镇有一千三百户、南投镇有一千户，桃园县大溪镇有六百户。

 (三)自发性。从漳州向台湾移民，既非政府有组织有领导地进行，也不是因哪方英雄豪杰所驱使，完全是民间百姓自发的行为。这种长时间、大规模的移民景观，与单一姓氏家族、某一局部乡村的零星移民是截然不同的。它是由移出地向外迁移的内在因素和移入地吸引移民的客观条件所形成的。从漳州来说，人多地少，灾害频仍，粮食不足，加上清初连年战争和“迁界”政策，使沿海大批农民破产，决定了向外移民的必要性；就台湾而言，“地广而腴”，尚属开发中区域，且自然地理与漳州相似，对移民向外发展形成巨大的吸引力。因此，当漳州人被逼离乡背井向外拓展时，首先是看好台湾这块宝地。这种民间自发的迁移活动，开头可能是生活所迫，到后来随着拓垦的需要，则是同乡间、族亲间有目的地呼朋唤友相邀而去。山于台湾的拓垦一开始就具有重商逐利的倾向，因此清代漳州向台湾的移民，功利主义的成分甚至占主导地位。漳州人置清政府的海禁政策于不顾，一波又一波地跨越海峡，决不仅仅为了糊口谋生，而是为了谋利发财。民间广泛流传的俗谚：“台湾奸赚吃”，“台湾钱淹脚目”，就是对漳州人奋不顾身地渡台的最好注解。

 (四)直接性。漳州与台湾一水之隔。从漳州跨海，一两天可抵台，不需要经任何的中间迁移停居点，不必经他地传衍几代人方才进入最终移居地，即可从移出地直接迁往移入地。这同历史上北方人向南迁移。沿途经过无数的迁移站点和漫长过程乃至几代人的更替才能进入移居地的情况相比较，具有最大限度保留祖地风俗文化“原汁原味”的最大优势。移民到了台湾以后，其定居形式和生活方式，也与其它情况下的移民社会不同。他们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姓氏宗族聚族而居，或同府同县同乡聚居一处，建立“血缘聚落”和“同乡聚落”。从而形成大大小小的“小漳州”区域。在这样的区域内，不存在“入乡随俗”的问题，可以充分推广运用原乡的先进农业耕作文明，最大限度地保留祖家的传统文化，沿用祖家的语言、建筑、文艺、礼俗、信仰和乡社宗族管理等整套文化风俗。台湾在短短二、三百年间迅速形成以漳、泉闽南人为主体，以闽南文化为鲜明特征的汉人社会，与移民在迁徙过程中，不必受沿途其它任何历史、地理、文化色彩的浸染，有相当密切的关系。

从开漳到开台，是一幅连贯的不可分割的历史画卷，也是一条生生不息的血缘脉络。一九五三年台湾人口调查，在一百个大姓中，其族谱明确记载唐初随陈政、陈元光开漳的有陈、张、李、王、吴、蔡、杨、许、郑、郭、周、廖、徐、庄、苏、江、何、萧、罗、高、沈、施、柯、卢、余、潘、魏、颜、赵、方、孙、钟、戴、宋、曹、蒋、姚、唐、石、汤、欧、邹、丁、钱、柳等四十五姓。由此不难看出，漳州文化对台湾的影响多么深远。

二、地理环境对漳州人开台的影响

台湾在短短的二、三百年间，从一个獉狉之地迅速发展成为农事发达的富庶宝岛。漳州人做出了最为突出的贡献。二百年前漳州移民致力经营的田园，至今仍是台湾主要的粮仓。数十万计擅长农事的漳州移民能够在台湾大显身手，漳台之间大致相似的地理气候环境，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台湾的地形，山脉和丘陵约占三分之二，平原和盆地约占三分之一。明清时期漳州人在台湾的拓垦，集中在平原、盆地以及海拔五百米以下的丘陵地带。平原包括北起彰化南至高雄的台南平原(含彰化平原、云嘉平原和台南、高雄的滨海平原区)、以屏东为中心向四周延伸的屏东平原、南北两侧皆高山东濒太平洋的兰阳平原、介于中央山脉和台东海岸山脉之间的台东纵谷平原。盆地主要有以台北市为中心的台北盆地和以台中市为中心的台中盆地。丘陵包括基隆竹南丘陵地、嘉义丘陵地、丰原丘陵地和恒春丘陵地。岛上大小河流一百五十一条，以中央山脉为分水岭，东部河流注入太平洋或东海，西部河流归入台湾海峡。丰富的水量为农业耕作提供了良好的条件。由于台湾气候属热带、亚热带气候，夏长冬短、高温暖热、多雨多风，各种热带、亚热带植物都适合在岛上种植。

漳台之间地理气候特征基本相似。从地形讲，两地都有广袤肥沃的冲积平原、山间盆地和平缓丘陵，有漫长曲折的海岸线，有独流人海的河流。从气候说，同属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都有暖热、湿润、多雨、多风的特征。由于受海洋的影响，夏季常有台风侵扰。台风具有破坏作用，但它调节了气温，带来了雨水，对农作物生长也有有利的一面。

由于相同的地理气候条件，漳州移民入台后能够很快适应环境，寻找到拓垦的最佳区域，而大展农业经营和农田耕作之长才，成为台湾开发的主角。这是既往从北方迁徙南方的移民所不能比拟的。中原北方人南移虽然带来了先进的耕作文明，但毕竟由于地理环境的差异、气候条件的差别，在生活和生产方面都有一个很长的适应过程。从漳州向台湾移民则不然。漳州人联宗结伙，引亲呼朋，从入台一开始就奋力垦荒，把原乡的农业耕作传统包括农时、水利、土壤、施肥、深耕、选种、育秧、田管等一整套农俗，照搬沿袭到台湾，并根据当地实际不断改善、丰富和发展。

“农为民事之本”，农业自古是漳州人的经济基础和生活中心。唐初，陈元光勤农重本，“率众辟地置屯”，使土地得到初步的开发。到明隆庆年间，漳州土地开发已呈饱和状态。凡能开垦之地，“皆开垦种植，地无旷土，人无遣力。”当漳州社会经济状况决定了向外移民的必要性时，台湾的地理环境便对漳州人形成巨大的吸引力。《诸罗县志》载：台湾“农颇易，无火耕水耨之劳，不粪自殖。”《台湾通史》也谈到，台地“播种之后，听其自生，不事耕耘，而收获倍屣，余粮栖亩，庶物蕃盈。”漳州民间所谓“台湾好赚食”，也是指台湾旷野平畴，土地肥美，水源充足，气候温暖，良作物好收成。因此漳州人“归之若市”，他们的眼光是瞄准土地的。对于广大缺少或失去土地的农民来说，他们移民到台湾，就有了获取土地、创业谋生的机会。他们是冲着土地而去的。对于一些长于经营、资金较为雄厚的人士来说，他们移民到台湾，也是看上这片沃土，因为土地能给他们带来投资和发财的机会。

土地的好坏是开垦成败、获利快慢的关键。移民入台越早，选择土地的余地就越大。漳州人到了台湾以后，首先是寻找适合开垦的土地。台湾私立辅仁大学尹章义教授指出：大陆移民对台湾土地的开发，“是根据自然地理条件和人文条件所做的选择。”“交通方便与否，是否有水源是先决条件。因此‘势高而近溪涧淡水’、具备‘天泉水堀’的‘易开平原’或山脚、坑口成为移民优先选择的对象。”可见，地理条件是土地开垦优先考虑的因素。西、中、北、东部的平原、盆地和丘陵地区，土壤大多是河川冲积的酸性土，全年雨量充沛，地表径流量充足，大小河川纵横交错，而且交通比较便捷。漳州人入台伊始就在这些地方大事拓垦。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陈孔立教授指出：“漳州移民在台湾开发史上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台湾西部平原、中部盆地、北部丘陵和平原、东部兰阳平原都是以漳州移民为主进行拓垦的。”

由于漳台地理气候条件大致相似，凡在漳州可以种植的作物，在台湾大多可以种植；漳州最主要的农作物，台湾也是最大宗的农产品。稻、蔗在漳州种植历史悠久，漳州稻谷产量约占福建省的三分之一，蔗糖产量约占福建省的百分之四五十。清代，台湾农业经济也形成以稻、蔗为主的特色。《台湾通史》说：“台地肥沃，播稻植蔗，获利较宏。”台湾主要的稻作区，就是在上述所说平原、盆地地带。云嘉平原、彰化平原、台中盆地、台北盆地、兰阳平原，都是台湾最富庶丰饶的谷仓。清代台湾一直是向大陆调运稻谷的“大仓储”。台湾素有“东方糖库”之称。清代其蔗糖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百分之六七十。甘蔗的主产区在南部和中部。稻、蔗在台湾的广为种植，是大陆先进农耕技术和台湾地理环境成功结合的典型代表。

总之，台湾这块沃土，为擅长农事的漳州人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务农环境。台湾的开发，漳州人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有关漳州人对台湾土地开发的贡献及其农业商品性生产的状况，本书第三、四章还将叙述。需要指出的是，漳台之间大致相似的地理环境，不但对历史上漳州人开台具有深刻的影响，而且对当前漳台同胞的交流交往仍有突出的意义。今天，漳台农业交流与合作，在全国处于领先和独特的地位。“农”字号台资企业在漳州蓬勃发展。台湾业主和农业专家对在漳州开发高、新、优农产品情有独钟，乃因看中漳州这块宝地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