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81岁的老人本名戴孙文，是南安洪濑镇琉塘村人，当地人都称他“台湾老兵”。根据厦门华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提供的线索，我们顺利找到了老人。到洪濑采访的时候天气炎热，年过八旬的老人却精神矍铄，滔滔不绝地向我们讲述、追忆。那些深埋在记忆中的难忘时刻，那些曾给过他精神慰藉的人，历经数十年依旧历历在目；那一张张发黄的票根、证件，是老人沧桑一生的印记……
1、当兵只为吃饱饭，未料一去不复返，驻扎在金门却不能回来
戴孙文出生于琉塘一个贫寒的家庭，母亲生了四个儿女，他排行老二，有一个弟弟刚出生不久就卖给了别人，因为家里实在养不起。在另一个弟弟4岁那年，母亲去世了；在生活的重压之下，大姐18岁就嫁了人。年幼的戴孙文给人放牛和拾粪，换点微薄的钱以补贴家用。
1949年，国民党军队撤往台湾前，为了方便与台湾当地人交流，就在闽南地区招募闽南兵，吃不饱穿不暖的戴孙文就在那时报名入伍了。当时他的想法很简单：至少在部队不会饿肚子。他还记得，许多来自闽南各地的年轻人应征入伍，大家都在安海的码头上等船去金门，离开的时候，是农历七月二十六，那一年，他错过了村里盛大的“吃普渡”，以致在台湾的好多年，他都怀念那一碗碗平日少见的菜肴和一出出精彩的高甲戏。
戴孙文成了“国防部”警卫团一名普通的士兵，入编登记时，他的上司问他叫什么名字，他回答：戴孙文。上司说，哎呀，这可不行，“孙文”？怎么能跟国父中山先生同名呢，给你改个名字好不好？就这样，戴孙文改名戴专文，新的名字上了国民党军队的花名册。这位姓陈的营长也是南安人，平日很体恤下属，对戴孙文这个年轻的老乡更是照顾有加，加上不用打仗，平日只需操练、打靶，从小过惯苦日子的戴孙文觉得这种日子轻松自在。有些年轻人家境比较好，不习惯部队生活，没多久就从金门跑回家乡去了。
在部队里，戴孙文一直无法直接跟家里联系，直到离开部队联络上在香港经商的同乡，他才陆续得知家里的变故。
几年后，部队改编了，戴孙文即将被编往别的部队，那位陈营长也提拔了，不再是他的上司了。戴孙文当时想，自己没文化，不可能受提拔，没有陈营长那么好的上司照顾，继续在部队也不会有前途了，于是他萌生了离开部队的想法。
然而，当时两岸的联系已经隔断，戴孙文清楚地知道，家，是回不去的了。
2、为了生存，他花5两黄金买一个身份证，这一次改名又换姓
证件印记着沧桑，票根凝聚着乡愁。
在部队同乡的帮助下，戴孙文逃出了部队，提心吊胆地生活了很久。他想找一份工，赚钱养活自己，然后找机会给家里寄钱。他很明白，“戴专文”这个名字不能再用了，于是，他用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5两黄金在台北买了一个身份证——户籍、身份是真的，但是那个叫“黄培元”的户主已经不在了。
这是戴孙文第二次改名，这次连姓氏都得改，他想想，改就改吧，反正母亲姓黄，没多大关系的。这张“贵重”的身份证明至今仍藏在戴孙文的抽屉里，黑白照片是他本人的，除此以外，全都跟他无关。
就像一次重生，戴孙文开始了在台湾省的打工生涯。他目不识丁，只能干体力活，经过部队的锻炼，身材不高的他却也年轻力壮，他跟随建筑公司在台北、台南等各地的工地上做工，挑沙、挑砖，压得背都有些驼了。近二十年的打工积累，他倒也积攒了不少钱，在台北买了套房子，还安了空调。
四处奔波的他多年来一直不敢谈婚论嫁，直到生活有些稳定，有了自己的房子，他的姻缘似乎才悄悄降临，一个叫阿秀的姑娘出现了，她家境还不错，从小接受日式教育。戴孙文和阿秀平静相处了一段时间后，两人打算结婚。
如果没有意外，戴孙文趋于稳定的生活应该能继续下去，他和阿秀也应该儿孙满堂了。但命运偏偏在此时和他们俩开了一个玩笑，他们不但没能结成夫妻，还从此相隔两地，失去联系。
3、为照顾弟弟丢下的孤儿寡母，他辞别即将与之结婚的女友回到老家
离开部队之后，戴孙文一直不忘多方努力与家乡取得联络。那个在香港经商的同乡多年来帮了他许多忙，也成了他一生的好友。由于特殊的原因，戴孙文仍然没有直接联系家里，而是常常以这个做贸易生意的朋友的名义给姐姐、姐夫寄钱，然后转一部分钱给在家中的惟一的弟弟，后来两岸关系缓和了些，他每年都邀请姐姐到香港和他见面，尽管多年未见，姐弟感情依旧深厚。
弟弟一家的日子也不好，弟弟在“文革”中受了重伤，上世纪80年代初，戴孙文接到老家发来的电报得知弟弟病逝，留下年轻的妻子和三个孩子，并且有两个孩子因为生病打针致聋，老大6岁了，连条像样的裤子都没有。弟弟临终前最放不下心的就是这孤儿寡母几个，所以希望戴孙文能回来照顾这个家。
这让戴孙文十分犹豫，当时他正准备和阿秀结婚，如果放弃了这边的一切回去，将来的生活又成了未知数，而且他必将辜负阿秀，因为不知道何时才能回台湾了。
亲情的呼唤最终让戴孙文下定了决心回到祖国大陆，他卖掉了台北的房子，给阿秀买了一套房。
在桃园机场，戴孙文与阿秀依依惜别，戴孙文说，我对不起你，但是我不得不回去，这个家需要我。阿秀也通情达理，点点头：我明白，你是应该回去的。
戴孙文记下了阿秀的住址，他想，如果有一天自己能回去，一定再去看望阿秀。可是至今，听说老房子已经拆了，台北变迁，当时的地址早就不存在了。当然，戴孙文当时也没有想到，这一回来，他就没再回台北了，因为他娶了弟弟的妻子，现在藏在他抽屉里的那些机票、身份证明，早已发黄了。
4、三个孩子要叫他爸爸，他说，不用了，就叫我大伯吧
看着两个孩子合作开起了店，老人心里很踏实。
1982年2月，戴孙文带了不少钱回到家乡，买了房，买了店面，这是当时他能想到的所有自己能做的了。
当时从境外回乡的人少，当地的干部对戴孙文都很好，1988年他还担任洪濑台联会的主席，帮助台胞和祖国大陆的亲人联络。不久家乡的人都劝他和弟媳结合，那位在香港经商的朋友也劝他，如果要保住戴家的血脉，就只能这样，否则他弟媳改嫁了就不可能了。
戴孙文也找了弟媳来谈：我大你20岁，你会不会介意呢？弟媳表示：我死都不会离开这个家的。
于是，戴孙文真正接过了这个家的重担，和弟媳结婚了，他把三个侄儿看做自己的孩子，此后他也没再要自己的孩子。
多年来，戴孙文带着听障的侄儿到福州、厦门等地看病，改善听力，从不间断。他还送最小的侄儿到厦门特殊学校上学，学技术，还给他在厦门买了房，如今这个小侄儿已经在厦门成家立业。
二十多年过去了，侄儿们早就把戴孙文当做父亲了，可戴孙文老人告诉我们，孩子们要叫他爸爸，他却说不用了，就叫大伯没关系。对两个活泼可爱的孙儿，戴孙文更是疼爱有加，这种天伦之乐让他很满足。
老人还带我们一起到镇上去看老大和老二合作开的店，是做日用品批发的。老人很后悔：当初要是多买一个店面就好了。
三兄弟中只有老大听力正常，所以老人经常跟他说：“兄弟之间一定要团结，一起赚钱，以后你发展了，弟弟需要帮助的时候，你肚量一定要大，要帮助他们。”
采访临结束前，我们问老人是否后悔放弃了在台湾的一切回来过更苦的日子，他摇摇头，挥挥手，说，不会！当初没回来，现在早就死在他乡了也不一定啊！能回到自己的家乡，能让家延续下去，这就是我最大的收获！
记者 刘 筠 张福良 通讯员 杨文灿 陈飞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