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虎（石庭黄氏始祖）的故乡在我如今生活的小城一条名为东里的街道。黄虎童年的时候，小城还没有后世那么大，东里恰恰处于县城根下。大约是在黄虎出生前后，以他从叔黄四如等人作为发起人，为东里的创始人黄滔重建祠堂。宋代的祠堂，在蒙古人入侵的时候，已经毁于兵火。祠堂东侧有豫章三株，苍翠可爱，因三树呈品字形，逐名品树。祠堂的前面有三个池塘，从乌石山流下的清泉萦迴注入池塘，长年流泽不穷。池塘因方而小，宛如大印，称为印池。祠堂周围散落着聚族而居的黄氏子孙，品树与印池成了东里黄氏的标志。

据传，昔有神僧路过此处，在树下歇息，看到境内谷城、紫帽两山供列于品树东西，壶山、九华两山峙立于前后，叹曰：“此佳处也。”并为谶语云：“品树连荫日，子孙千万亿。” 这三株樟树，在往后的百年之间，荟郁荫樾，盘根错节，远而生之，宛若丛林一般。

洪武二十二年，兴化府城拓展，黄虎的故乡被划入城内，品树在旧城改造中遭到砍伐。黄氏子孙对品树一往情深，想方设法想让传家之宝用其他形式，在子孙的脑海里刻下烙印。第一个代表人物是黄滔的十六世孙黄寿生。黄寿生在永乐六年的应天乡试中，获得举人第一名（解元）；永乐九年登进士第，选为翰林庶吉士，后授翰林检讨。黄寿生童年之时，常流连于品树之下，在京为官之后，每有乡愁涌上心头，品树的形象总是更加清晰，难以释怀，逐命进士顾本逊，根据自己的回忆，绘了一幅《品树连荫图》，以便“时览观以洩其思，以遗吾之后人”。黄寿生在观看揣摩叹息之余，还为这幅画题记。黄寿生去世之后，他的翰林同事、《永乐大典》编修，时任国子祭酒的李时勉，根据图画与题记，撰写了《品树连荫图碑记》。明朝天顺年间，黄滔的十八世裔孙黄仲昭对祠堂进行扩建，将石刻《品树连荫图碑记》嵌入大门内。这次祠堂扩建后，“江南四大才子”之一文征明为祠堂题大门匾额，兴化知府岳正送来亲笔所书的 “文章初祖”匾额。

黄滔祠堂的荣耀不仅仅属于黄滔，也属于他的子孙。据统计，黄滔故居蕃衍出的后裔，仅仅留在故乡的子孙，就有进士94人，其中包括状元1人，解元出身的14人。品树虽然消失了，但东里黄氏一族仍然蓬勃兴旺。黄滔的后裔不仅人丁兴旺，而且科甲蝉联，世代簪缨，成为闽中最为显赫的文化大族。这种现象，用明代国立大学校长李时勉的话是，神僧之言，既是又不是，黄氏祖先有德，故神僧有所示；黄氏的子孙秉承祖德，故能繁荣昌盛。
在东里黄氏94名进士中，第一个进士自然就是它的创始人黄滔。公元840年，黄滔出生于涵江黄巷延福里居，父亲黄山周是一介布衣，家境比较贫困。尽管如此，作为书香门第出身的黄山周还是让儿子自小就接受良好的教育。公元860年，年已弱冠的黄滔只身一人离开家乡涵江黄巷，与陈蔚、黄楷、欧阳碣三人，来到30多里外的南山东峰书堂苦读。东峰书堂位于县城西北2里许处地的灵岩寺旁。当黄滔来到这里时，东峰书堂还没有被称为东峰书堂，只不过是黄滔等4个有志青年结伴在此读书而已。根据县誌记载，东峰书堂的创办者就是黄滔本人。黄仲昭的《八闽通志》载，黄滔在进士及第后，“归寻旧山，刻铭贞石以记”。

唐宋时代的读书人上山结庐或寄住寺院苦读，几乎是一种风尚。黄滔四人选中南山作为读书之处，按他后来自己的说法是：“慕三贤之懿”，与看中此山之灵秀。三贤指欧阳詹、林藻、林蕴三人。唐大历年间，晋江学子欧阳詹，少有文名，因羡慕林藻、林蕴两兄弟的学识为人，北上莆田，与林氏两兄弟在南山结庐读书，创办“灵岩精舍”书院。后来，林蕴在贞元四年明经及第。贞元七年，林藻与自荐状元的尹枢文同榜进士及第；藻、蕴的父亲林披共有九个儿子，每个儿子都任过刺史，世称“九牧林家”。妈祖林默娘，即系林披、林蕴的后裔。藻、蕴均有文集流传于世。林披因慕欧阳詹之贤，以女儿林萍妻之。

欧阳詹在贞元八年，与韩愈、李观、崔群、冯宿等人同科联第，时称天下之选。其中，欧阳詹第二名，韩愈第三名。欧阳詹进士及第后，被授予国子监“四门助教”，是闽人任馆职第一人，后世称为“欧阳四门”，有《欧阳行周集》10卷行于世，诗文赋俱佳。欧阳詹虽终身仅为助教，但曾率国子监的学子，联名举荐韩愈为博士。欧阳詹不仅孝友谦儒，而且多愁善感，在进士及第后，游历太原的时候曾经与一个妓女相爱，并相约待回长安后再来接她。欧阳詹在离开太原前往长安的途中，相思难耐，写了《初发太原途中寄太原所思》赠送太原妓。诗曰：“驱马渐觉远，回头长路尘。高城已不见，况复城中人。去意既未甘，居情谅多辛。五原东北晋，千里西南秦。　一屦不出门，一车无停轮。流萍与系瓠，早晚期相亲。”

欧阳詹回到长安后，由于朝廷长期没有分配工作，生活贫困。等到情况有所好转后，派人前往太原接应情人时，已过了相约之期。太原妓眼见欧阳詹离开后，未能如约前来，相思成病，于是剪下自己的头发，赋诗云：“自从别后减容光，半是思郎半恨郎。欲识旧来云髻样，为奴开取缕金箱。”她把诗和发髻托付给侍女后就病逝了。当欧阳詹看到发髻与诗后，睹物思情，百感交加，悲恸而病，不久即逝。欧阳詹笃于与林藻兄弟的友谊，临终前要求将自己葬于灵岩精舍之旁。韩愈痛感欧阳詹英年早逝，写了《欧阳生哀辞》悼念自己的好友。欧阳詹的次子欧阳荫，从晋江迁居莆田，祭扫欧阳詹的坟墓。黄滔的学友欧阳碣，应为欧阳荫的后裔。

黄滔时代的家乡土话，正是当时标准的中州古音，也即流行的普通话。多少年之后，我的家乡本地话仍然保存了这种古音古韵，以至于我一听到莆仙戏咿咿呀呀的唱曲，总是满身心的唐风宋韵。如今卷舌头的普通话已经无法吟唱出千年之前的音韵，有识之士常常呼吁，要读唐诗宋词，首先就应当学会闽南或莆田话。黄滔时代的读书，并不是如今的默读，而是朗读，是吟唱，是背诵。遇到精彩的段落，手则舞之，足则蹈之。读书之余，黄滔或徘徊于灵岩精舍与欧阳四门之墓，追慕先贤；或流连于灵岩寺前、寺后、寺中，与禅师或膝谈或默坐相对。大儒与高僧交往是唐宋时尚，名气最大的当然是两百年后的东坡与佛印。黄滔与佛结缘的成果体现在后来他的著作《莆山灵岩寺碑铭》等八篇全省各大寺院碑记中。

按照黄滔的记载，故乡的第一座寺院灵岩寺，来源于故乡的第一个书院——湖山书院。莆田县誌记载，陈永定元年（公元557年），郑露三兄弟（根据郑金陵《南湖三先生生活年代考》，郑露生于唐开元二十八年，黄滔记载的“荥阳郑生，系郑露的先祖，而非郑露本人。本文采用县誌记载。）从邻县永福，移居南山，开办湖山书院。郑露祖籍荥阳，与黄滔的祖籍固始，都属于今天的河南。这使得即便在今天，我对河南人仍然保持着一份应有的敬意。郑露三兄弟开办的第一个书院，虽然只有一年时间，但结束了读书只能依靠门弟传承的历史，开了以书堂作为培养人才的风气，为我故乡文明的普及做出了杰出贡献，被称为“开莆来学”的南湖三先生。

郑露来到黄虎故乡时，正是处于南朝梁陈之际。此时，佛学东渐，儒者郑露是邑内第一个皈依佛门的俗家弟子。皈依的过程，根据黄滔的记载是：“既而秋一夕，风月清朗，俄有神人鹤发麻衣，丈余其状，现于堂曰：诚易兹为佛宇，善莫之大。生拜而诺，瞬而失。旋以堂居僧佛像，献其居为金仙院，即陈永定二年庚申也”。这个记载多少有点模仿性质。模仿者当然不是黄滔，而是郑露。郑露的梦与东汉明帝的梦似乎太相似了。汉明帝梦来了个白马寺，郑露则梦出了金仙院。无独有偶，根据黄滔在《泉州开元寺佛殿碑记》中叙述，百多年后开元寺的前身莲花道场，也是来自儒者黄守恭的施舍。垂拱二年（686），黄守恭看到家里的桑树上吐出了白莲花，就将房屋舍为莲花道场。后来，莲花道场升格为兴教寺，再为龙兴寺，最后成为开元寺。宗教传播总是以神迹为开路先锋，神州大地，每兴建一座寺院，都会伴随着一个美丽的传说。

合理的推断应当是，当佛教在公元一世纪传入中国后，至迟在四世纪时，随着永嘉之乱，衣冠南渡，八大姓入闽，传入了福建；公元六世纪时，传入莆田；梁陈之际，故乡已经有了云游僧人传道，郑露决定皈依佛门后，想将刚开张一年儒家书院改为释门道场，无法说明理由，只好以南柯一梦圆说。

金仙院在隋朝的时候，升格为金仙寺。唐景云二年，唐睿宗李旦诏金仙寺高僧志彦入大内，讲解《四分律》。李旦在听完这位律宗大律师的讲解后，深感满意，授予志彦“聪明”称号。聪明律师志彦随缘谈起在隋唐之际，金仙寺内曾有无际禅师，因修持《妙法莲花经》，感动寺前顽石涌出泉水，无际圆寂之后，泉水越变越清的往事。李旦逐敇封改寺名为“灵岩寺”，并命当时的书法大家柳公权题写寺名。　

佛教从河南传到我故乡时，用了整整五百年；从进入福建境内，到达我家门口时，用了整整两百年。关山险阻，信息传播是如此地艰难，这是今天我们生活在互联网时代的人无法想象的。郑露将儒家的传道场所书院，改成了佛家的寺院，反映当时儒释二道此消彼长的时代现象。这个现象理所当然地反映到了我的先祖家族内部，黄滔黄璞兄弟成为一代大儒，留名青史；而他们的堂叔黄宗法（文矩、妙应、涅槃）、黄宗精（本寂）兄弟，则为一代高僧，留名禅林。

黄滔在山上读书，一读就是十年。十年前，黄滔曾在书堂庭院中栽种的两株龙眼树，如今早已郁郁葱葱，枝盛叶茂，每当夏季来临，树上总要结出累累果实。黄滔觉得十年寒窗也已经到了结出果实的时候了，动员学友效法欧阳詹等三位先贤，联袂进京赶考。然而，黄滔的提议不仅遭到陈蔚、欧阳碣的反对，就连自己的从弟黄楷也坚决反对。唐咸通十二年（公元871），黄滔只好单身一人背负行囊，随着前往朝廷执行上计任务的计吏，奔赴长安求取功名。

陈蔚等三人坚持反对求取功名的理由，黄滔的第十八世裔孙黄仲昭在《八闽通志》中，作了以下说明：“唐以通榜取人，末流滋敝，咸通、乾符之际，公卿贵游相为汲引，而怀才抱艺者遐遗草泽，是以三子率不西迈，惟滔独随计吏奋迹举场。”

考举制度创制于隋朝，唐朝沿之。唐太宗对考举制度的评价是使“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先秦时代，政权基本掌握在贵族公卿手中，政权交替的基本形式是世袭。汉魏之际，天下一统，除了皇帝可以世袭外，政权开始向知识分子开放。汉魏晋三代采用选举制，选举知识分子参与国家政权，即所谓察举“孝廉”。孝当然是孝子，廉为廉吏（吏多半为太学生毕业）。选举名为乡选里举，但由于名额限制（如东汉时代，大郡每年只能推报1名），向中央推报谁，权力自然掌握在郡县长官之手。选举制在汉代，特别是西汉，曾为国家选拔人才，填补贵族留下的权力真空，起到重要作用。但每一项制度实施久了，都会产生流弊。被郡县长官举荐的人才，到了举荐人故乡担任长官之后，免不了又反过来举荐自己恩师的后人，或者族亲。长此以往，就形成了新的阶级——豪门望族，并垄断了国家权力。到了晋朝，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已经蔚然成为风气。

隋文帝杨坚针对这种弊端，改选举为科举，分科取士。所谓分科，主要是进士与明经两科，两科之分别在于进士重辞章，而明经注重考经义。由于辞章的独创性，以及进士及第录取名额较少，时人重进士而轻明经。黄滔的从兄黄璞就在明经及第以后，又参加进士考试。

读书人只要出身清白，向地方政府报个名字，得到推荐，就可以入京应试，所谓“怀牒自列”。牒者，公文也，即地方政府出具的介绍信。由于录取权力操于中央，推荐名额不限，地方政府总是乐于出具证明。凡被推荐参加中央考试的学子，统称为进士，考试合格者，授予进士及第。唐沿隋制，每年科举一次，选拔人才。考试采用公卷通榜之制。所谓公卷，就是考生把平时所做的诗文送交中央大儒们审阅。此辈先进，看了后生的作业后，发布舆论“揄扬品第”。所谓通榜，则是在考试时试卷不糊名，根据答卷内容，结合平时社会与政府先辈的公论，来选拔知名人士，不专凭一日之长短。有的主考官谦逊，因不了解考生的学术公评，自己不定榜，而请他人来定榜次，甚至请考生自定榜次。唐德宗贞元七年（791），礼部侍郎杜黄裳第一次担任主考，让考生自定榜次，70多岁的考生尹枢文欣然从命，定出进士及第者林藻等30人，并自拟为榜首状元。参考的500多名士子无人不服，轰动朝野，一时传为佳话。

从选才的角度看，此种做法较之宋代以后采用试卷糊名，仅凭一日之功论长短，更能筛选出真才实学的人才。但公卷通榜制到了黄滔生活的晚唐时，已经弊病丛生。公卿与贵游相互勾结，中央大儒们看重的不再是人品与文章，而是乡党之间的互利互惠。身处晚唐时代的陈蔚等三人，看清了朝廷考试制度的腐败，留守青山，与灵岩寺的钟声为伴，后不知所终。

黄滔经过1年多的长途跋涉，终于来到了长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读书人必修的两门课程。万卷书在于积累知识，万里路用于体察风土人情长见识。漫长的长征，既是一次身体的磨练，也是心智的陶冶，个中滋味，是如今我们生活在飞机火车年代的人，难以体味的。黄滔来到长安的那年，正好是闰八月，面对即将来临的初次应试，他心情忐忑不安，写了《闰八月》诗：“无人不爱今年闰，月看中秋两度圆。惟巩雨师风伯意，至时还夺上楼天。”大概是因为太紧张了，第一次考试，黄滔初场即落第。落第后，他写了《下第》诗：“昨夜孤灯下，阑干泣数行。辞家从早岁，落第在初场……”但这次落第不过只是他屡试不第的开始。从此以后，黄滔历经名场24年，经过了20场考试（中间因河东兵变、黄巢攻破长安等，朝廷停考4年），场场落第。

面对多次落第，黄滔既愤慨又感伤：“一年年课数千言，口祝心祠挈出门。孤进难时谁肯荐，主司通处不须论……”。心灰意冷的黄滔想到了退居山林：“老居江上村，孤寂欲何言”，“若有水田过十亩，早应归去狄江村”。 到了后来，他几乎患上了黄榜恐惧症：“愁闻南院看期到，恐被东墙旧恨侵。”

在长安流浪的黄滔，迫于形势，免不了需要苟苟营营，每年向权贵递送数千言的诗赋，但孤寒一介，没有强有力的援手，自然难与公卿子弟相比。唐开元之后，原本与朝廷政权人物关系较疏的山东士族,为求仕进,大量参加科举。到了唐朝中后期，士族一直在科举系统占有很大的势力,除了社会地位最高的山东士族，还包括原与隋唐政权关系较密的关陇集团。这些旧家与在科举中成为新宦的士族，扼住了书生们通向龙门之道。据史料载，北方举子进京考试，高中率约为10%，而南方举子的比率是1%，悬殊达10倍。身处与中央隔绝的福建士子，科举之路就更为艰辛。对此现象，黄滔后来总结为：“豪贵塞龙门之路，平人艺士十攻九败。”

虽然福建在神龙二年（706），就产生了自己的第一个进士薛令之，但一直到了86年后的贞元七年才有了第二个进士林藻。起步既晚，中央的考举利益集团又已形成，福建士子在长安难免就有“草泽单寒”、“宇内迹单，天涯亲老”的孤寒感慨了。即使到了黄滔流落京城，专事考举的年代，福建士子的孤寒状况并没有改善。公元877年，当黄滔的同乡陈峤考取进士时，对于福建读书人还是“振光辉于甲乙，开道路于孤平”。当时陈峤已经63岁了，考了几十场。与黄滔同时在长安专职考举的还有欧阳詹的孙子欧阳澥，黄滔的表叔陈黯，以及同乡徐寅、林宽、陈樵等人。欧阳澥、陈黯、林宽、陈樵等人少的考了17场，多的考了20场，最后都无功而返。黄滔在送别这些共同沦落在天涯的老乡加朋友时，写了一首又一首伤感的诗歌。

然而，退而独善其身，不过是儒者不得意时的想法。达则兼善天下，才是读书人应有的抱负。黄滔在心灰意冷的同时，功名之心并未稍减，“十年除夜在孤馆，万里一身求大名”是他无奈的感叹，也是真实的想法。甚至当黄巢大军攻破长安，僖宗流亡四川，朝廷停考时，他还感到遗憾：“大朝多事还停举，故国经荒未有家。”

尽管考举道路不畅，黄滔还是善于调节身心。每当考试落第，他总要离开长安，放逐江湖，到各地游览，几乎走遍了祖国的山山水水。他最常去的是吴越之地。黄滔喜爱三吴烟水，百越山川：“吴中烟水越中山，莫把渔樵谩自宽。归泛扁舟可容易，五湖高士是抛官”。黄滔在与大自然进行零距离接触的过程中，写了大量的诗歌，既有名篇，也不乏名句。名篇如《过商山》：“燕雁一来后，人人尽到关。如何冲腊雪，独自过商山。赢马高坡下，哀猿绝壁间。此心无处说，鬓向少年斑”；又如《雁》：“楚岸花晴塞柳衰，年年南北去来期。江城日暮见飞处，旅馆月明闻过时。万里风霜休更恨，满川烟草且须疑。洞庭云水潇湘雨，好把寒更一一知”等。名句如：“青山寒带雨，古木夜啼猿”；“一声初触梦，半白已侵头”；“鸟带夕阳投远树，人冲腊雪往边沙”；“寺寒三伏雨，松偃数朝枝”；“余灯依古壁，片月下沧州”等等。

黄滔一生留下了大量的诗歌，仅被收入《全唐诗》的就有208首，是唐末五代与韦庄、罗隐、杜荀鹤并列的著名诗人。洪迈对黄滔的诗文推崇备至，认为唐代：“文盛于韩柳皇甫，而其衰也为孙樵为刘蜕为沈颜。诗盛于李杜刘白，而其衰也为郑谷为罗隐为杜荀鹤。御史生最晚，而独不其然，其文贍蔚有典，则策扶教化。其诗清醇丰润，若与人对语。和气郁郁，有正元、长庆风概”。御史即指黄滔，正元疑为刊印之误，应为贞元。贞元、长庆之风的代表人物，正是刘禹锡与白居易。将黄滔之诗置于晚唐著名诗人郑谷、罗隐、杜荀鹤之上，与刘白并驾齐驱，可见洪迈对黄滔评价之高。洪迈对黄滔的赋同样予以极高的评价：“雄新隽永，使人读之废卷太息，如身生是时，目攝其故。为文若是，其亦可贵”。洪迈官做得大，以端明殿大学士致仕，学识更是过人，《容斋笔记》傅洽经史，文备众体，古今世事几乎无所不知，领袖在世之时，终身爱不释手，直到逝世前13天，还让工作人员找来阅读；《夷坚志》谈神论鬼，天上地下尽搜其中，陆游称之“岂惟堪史补，端足擅文豪”。以洪迈的身份与学识，给予黄滔这种评价，是极有份量的。

与陆游等人并称为“南宋四大诗人”之一的杨万里则感慨说，自己在中都（临安）为官时，研读过唐人诗集200多家，自谓对唐诗见解不贫，但当自己“归耕南溪之上，永丰明府莆阳黄君沃又遗以祖御史公文集，其诗尤奇。盖余在中都时未见也”。黄沃为状元黄公度的儿子、御史黄滔的云孙，时任永丰县知县。杨万里对诗至唐而盛，至晚唐而工的主要原因归结为考举：“盖当时以此设科取士，皆争竭其心思而为之。故其工后无及焉”；黄滔之诗是“挟其深博之学，雄隽之文，檃栝其伟辞以为诗”。

然而，尽管黄滔的诗文赋具有很高的成就，但历史并未给予他应有的地位。洪迈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黄滔“得官未几而朱梁移国，因归闽不复西，故不克大章显于世”。黄滔太早脱离了政治与舆论中心的首都，回到远离中心的福建。这是黄滔文学成就未取得应有的历史地位的主要原因。洪迈所揭示的这种现象如今依然存在，在文学艺术领域，影响总是决定地位，不仅决定当前的地位，而且常常还决定历史地位，在城外放十炮，不如在京城开一枪，甚至放一挂鞭炮。京城，永远具有最高的话语权。

但黄滔在《别友人》等多首诗词中，表达了类似“十年漂泊在京华”的意思。由此推断，公元879年，虽然朝廷停考，但黄滔并未回到故乡。公元881年，“龟洋二真身菩萨”之一的慧忠和尚圆寂，葬于东塔。公元883年，黄滔为龟洋灵感禅院刚刚竣工不久的东塔撰写《龟洋灵感禅院东塔和尚碑》。据此可知，黄滔是年在家。至于“相与避烟尘”，并不一定指黄巢进军福建。公元881年，王绪已带领王潮、王审邽、王审知三兄弟，率领另一批河南人，进军福建，攻城略地，狼烟四起，马蹄声急。直到11年后福州被攻陷，王潮兄弟统治福建全境为止。黄滔搬迁东里的时间，也不会迟于公元884年。因为那年黄滔启程前往四川，当他再次回到故里时，已经是进士及第之后，福建全境也已在观察使王潮、副使王审知的有效统治之下，既结束了“从徵终不起”的落魄，也不需要“相与避烟尘”。

公元883至884年的某一天，黄滔搬迁到东里新居。在新居的生活期间，他经常前往看望老友林希刘。青年之时，黄滔曾常与林希刘诗歌唱和，相交莫逆。如今，斯人已逝，阴阳两界，黄滔常在孤坟之前坐石忘月，任凭心事涛涛，悲嗟唏嘘。黄滔后来在《乌石村——即林希刘》诗中，记录了这段往事：“往日江村今物华，一廻登览一悲嗟。故人殁后城头月，新鸟啼来陇上花。卖剑钱销知绝俗，闻蝉诗苦即思家。谢公古郡青山在，三尺孤坟扑海沙。”

黄滔搬迁乌石山麓定居，除了因为自己的贫困与心高气傲之外，想与好友林希刘相邻做伴，恐怕也是一个重要原因。黄滔此举与欧阳詹身后墓葬南山，有异曲同工之妙——能改变贫困的现实，黄滔在《秋夕贫居》诗中记载了自己落魄的情形：“听歌桂席阑，下马槐烟里。豪门腐粱肉，穷巷思糠秕。孤灯照独吟，半壁秋花死。迟明亦如晦，鸡唱徒为尔”。 秋天如此，冬天依然。黄滔在那年冬末，又题《贫居冬杪》诗一首：“数塞未求通，吾非学养蒙。穷居岁杪雨，孤坐夜深风。年长惭昭代，才微辱至公。还愁把春酒，双泪污杯中。”

尽管是还愁把春酒，黄滔还是钟情于春闱大比。公元884年，黄滔启程入川，寻找流亡在蜀的中央政府。唐朝天子与四川实在是太有缘分了。安史之乱，马嵬兵变，玄宗幸蜀；一个半世纪后，黄巢攻破长安，僖宗再度入川。自从安史之乱后，地方藩镇与中央政府已经越离越远。王仙芝、黄巢只不过是贩卖私盐，侵害国家盐铁专营的投机倒把分子，虽然后来发展到了武装对抗，但起事之初，州县长官对星星之火不仅没有及时扑灭，而且怕承担领导责任，干脆隐瞒不报，致使星星之火，呈现出燎原之势。事情闹大后，各地节度使为了自己的利益，相互观望，致朝廷安危于不顾，直到长安城破，皇帝流亡。　　　　　　

当黄滔路经关中腹地马嵬时，不禁想起百多年前的往事，写了《马嵬三首》：
“铁马嘶风一渡河，泪珠零便作惊波。鸣泉亦感上皇意，流下陇头呜咽多。
“龙脑移香凤辇留，可能千古永悠悠。夜台若使香魂在，应作烟花生陇头。
“锦江晴碧剑峰奇，合有千年降圣时。天意从来知幸蜀，不关胎祸自蛾眉。”

自白香山的《长恨歌》后，唐代诗人多为杨玉环打抱不平。稍后，罗隐也在《帝幸蜀》诗中表达了与黄滔类似的思想：“马嵬山色翠依依，又见銮舆幸蜀归。泉下阿蛮应有语，这回休更怨杨妃”。阿蛮者，阿瞒也，唐玄宗之小名。

黄滔刚入川不久，就传来黄巢兵败被杀的消息。于是，中央流亡政府浩浩荡荡起驾回銮。不久，因宦官与节度使交恶，地方军阀逼迫长安，惊魂未定的僖宗，再次逃离长安，朝廷继续停考。公元886年，朝廷恢复考试，录取进士及第9人，黄滔再次落第。此后，朝廷年年放榜，黄滔年年榜上无名。而在此期间，黄滔的好友与亲戚陈峤、韩偓、黄璞、陈乘、徐寅等人，陆续进士及第。

乾宁二年（895），是黄滔命运转折的年份。56岁的黄滔终于在南院黄榜上看到了自己的名字。在25名进士中，他名列第十。当日，黄滔喜不自胜 ，写下《放榜日》七律一首，表达自己的心情：“吾唐取士最堪夸，仙榜标名出曙霞。白马嘶风三十辔，朱门秉烛一千家。郄诜联臂升天路，宣圣飞章奏日华。岁岁人人来不得，曲江烟水杏园花”。当夜，琼林大宴，黄滔又赋诗赠人，表达了自己“业诗攻赋荐乡书，二纪如鸿历九衢”的辛酸，与“垂名入甲成龙去，列姓如丁作鹤来”的喜悦。

然而，正当黄滔沉醉在“一枝仙桂已攀援”喜悦之中时，主考官崔凝被落第的举子们指控营私舞弊，录取的25名进士，除了黄滔与程晏为孤寒者外，他人均为权贵请托。一时朝议纷纷，唐昭宗宣布考试无效，下诏重试，亲自阅卷，并更换户部侍郎陆扆为主考官。重试的结果是重新录取15名进士，原状元张贻宪等人落榜，原名列第8名的赵观文被擢为状元，黄滔仍然进士及第。下第的10人中，4人因文笔粗劣，被昭宗宣布永远不准参加科举，6人允许今后再试。一生自负、命运坎坷的黄滔，终于一举成名天下知了，他像所有的新科进士一样，第一件事就是回乡省亲。

黄滔回家后，迫不及待地前往南山东峰书堂寻找陈蔚、黄楷、欧阳碣三位学友，准备一倾心声。然而，当黄滔兴冲冲地来到林密泉清的南山时，但见书堂犹存，学友不知所终，只有书堂门前“苍苔四叠”，庭中“嘉树双亚”。睹物思人，黄滔独自在书堂前后慢慢徘徊，抚今追昔，难以言表。这里曾有朗朗书声，有短唱长吟，有酒后长歌；有坐石忘月，也有挑灯夜读；有追慕先贤的忘情，也有相互激荡的励志。一切仿佛就在昨日，然而如今人去楼空，只有堂前厚厚的苍苔，与庭中迎风婆娑的龙眼树，似乎在向他诉说着什么。黄滔怀着惆怅的心情，来到了邻近的灵岩寺，找到旧时相识的老僧，打听老友们的下落。

黄滔这份惆怅的心情，后来在《莆山灵岩寺碑铭》中，得到了充分的抒发。回到老家的黄滔，有时住在涵江黄巷延福里居，有时则在东里的延福新居，他迎来了一个又一个曾经一同流落于长安的旧朋老友。荔枝煮酒，龙眼烧茶，诗歌唱和。古人高风，数典不敢忘祖，原祖黄岸从福州黄巷移居涵江后，称自己的居住地为黄巷延福里居；来孙黄滔迁居东里后，仍以延福新居自号。（待续）

作者：黄志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