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成淦，1914年出生于福建莆田黄石井后书香家庭，祖父善诗作赋，父亲朱政祥喜弄书画丹青。受家庭熏陶，他对历史典故和书画艺术产生浓厚兴趣，经常到北辰宫观看吴仲飞人物壁画，还自学张书旗编著的画谱；上学时在著名画家朱铎，黄愧群严格教育下，打下坚实的美术基础；1934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厦门集美学校艺术科，得到留法著名油画家郭应麟、谢投八，国画家李英的悉心教育，全面掌握中外美术；1935年考进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科学习，受到徐悲鸿、高剑父、张大千、陈之佛、张书旗、吴作人、傅抱石等大师的直接教育，系统地掌握了哲学、文学、美术史、书画创作等知识，获益甚深。为了系统地学习美术创作，他放弃课余休息，专门向高剑父学习，成为高师入室弟子，得到亲传，画艺大进。

1936年南京高等院校举办书画联展，高剑父为了使这位得意弟子早日成材，欣然与他联手合作一幅中国画《棕榈》，高师画枝干，成淦画枝叶，成为参展唯一的师生合作画，高师还特意题诗勉励，一时成为南京画界的佳话。

成淦先生不辜负高剑父大师殷切期望，更加发奋学习，勤于创作。1936年全国举办第二届美术展览，高手如林中，年仅22岁的画家朱成淦精心创作中国画《莆阳远望》参加画展，经过全国美展评委会的严格初评、复评和总评，《莆阳远望》与方人定《葡萄》、黎雄才《深山闻夜猿》、汪亚尘《金鱼》、李可染的新国画等佳作一并入选，并编入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全国美术年鉴。北平燕京大学教授、著名文艺评论家简又文先生在《逸经》杂志第29期《第二次全国美术展览会》一文评论中道：“在中央大学美术科受徐悲鸿、张大千、陈之佛、张书旗及高剑父诸教授之教导而蔚然成材者又有陈枫、朱成淦……等诸子，均有近作陈列会场，充满时代性、创造性、革命性的异彩，此诚国画前途之好现象也”。从此，年青画家朱成淦脱颖而出，令画坛刮目相看。

抗战时期，成淦创作中国画《渔歌晓唱》参加北平孙福熙艺风画展，并把拍卖80圆银元捐赠于抗日；1946年创作中国画《九鲤飞瀑》刊登在全国美术年鉴；1985年与朱文风在马来西亚出版 《朱氏兄弟书画集》二册。美术创作硕果累累，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恽茹辛编著的《民国书画家汇编》、高雄书局的《中华著名画家人名录》和《三百年来书画家作品展》等书都载其画传，名扬海内外。

正当朱成淦先生画名日盛之时，“七·七”卢沟桥事变，日寇大举入侵，南京中央大学教学受到影响，高剑父有意把成淦收为义子，带往香港继续亲授。后因成淦是朱家独子，其父认为家有良田百亩，商行油埠数家，衣食无愁，电告母病危，召回爱子，使成淦失去跟随高剑父继续学习的难得机遇。

抗战爆发后，成淦先生应文化名人集美学校校长黄村牧（注：黄永玉堂叔）之邀，前往集美母校担任美术教师。

他知识渊博，因材施教，善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深受学生欢迎。原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朱老得意门生黄永玉回忆成淦的教法有二个明显特点：一是知识渊博，授课生动；二是因材施教极富成效。他的“授课办法很像哈佛大学的‘希明纳’的不分长幼的散淡而肃穆活动体例了。朱先生自己学的是中国画，对我却什么都谈，油画、雕塑，主要是引导我走近新兴美术。38年（注1938年）他介绍我与木刻前辈野夫、金逢孙先生的中国木刻协会建立了联系，从此为我终身从事的木刻艺术打开了法门”。“我的学科成绩很糟糕，广泛的知识来自图书馆的闲书。总是留级、留级、留级，朱先生就偷偷安慰我，没什么大不了，长大并不靠那些东西；你看我从小是个一百分学生，长大从事美术，几时用过三角几何？”

他教法新颖，经常带领学生课外写生，培育学生创作能力，时常“有一大批学生跟他亦师亦友，裤后袋总插着簿子到处见人就速写”（引林懋义《怀念朱成淦先生》），不断提高学生写生能力和造型能力，许多学生都成为美术骨干，黄永玉便是最出色的一个。

成淦先生不但是出色教育工作者，而且是个强烈的爱国爱人民的知识分子。1938年，日寇大举侵华，大片国土丧失，为了激发学生抗战热情，成淦先生在集美学校创办绘画研究会，自费创作二本抗战画集，宣传抗日，讴歌抗战，鼓舞抗战士气。集美学校校长黄村牧先生在其画集序写道：“成淦先生为增强抗战力量”，“在自己岗位上努力，以美术入伍，到农村去，到前线去完成抗战任务。”“他的作品至少有两个特点。第一，他的题材是现实的，是前进；他的画笔，所触及的范围不是兵勇的士兵，就是贫苦的民众，所表现出来的都是可歌可泣的事象，是中华民族的血、的泪、的力量、的光辉。如‘为谁负伤’、‘相依为命’、‘问何处去’等幅，读了的没有不感动的。第二，他构图大胆，他的画是不拘于绳墨的，有的作品，全幅纸都被主题布满，没有留半丝空地，如‘负伤’、‘难民收容所’、‘前进’等是；有的则主题仅占一小小地位，如‘难民真正苦’、‘在苦战中’、‘可怜的印象’等是。总之他的布局有他的章法，随心所欲，一点也不受限制。”

“象他这样的天资，这样的虚心，这样不断的努力，将来的造诣一定无可限量。”可见当时成淦的画技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而且是个非常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画家。

陈嘉庚“教育爱国，教育强国”的办学理念，对成淦先生影响很大，改变他学优则仕的念头。解放前，黄石和沿海地区教育十分落后，没有中学，没有公立小学，群众大部分是文盲，连一些善良农民也受骗充当土匪，土匪抢杀掠夺，坑害百姓，连成淦也险遭绑架。1943年，成淦回莆后，目睹群众愚昧，土匪横行，百姓困苦，遂创办小学，命名为南塘小学，教化昌明，清除愚昧，以抗倭英雄戚继光“南塘”的号为校名，培养抗战仁人志士，培养社会有用的人才。

在办学中，他想方设法动员节衣缩食、勤俭起家的父亲捐资兴学，变卖家产，兴办起黄石第一所进步学校。另一方面千方百计招聘进步青年为教师，传播抗日救国精神，许多青年教师如朱鸿祚等，后来都发展成为地下党员，为革命胜利作出贡献。

在教学中，成淦先生主张必须坚持培养全面发展的教学方针，开设国语、算术、音乐、体育、美术、劳技等课程，注重全面教育。整个学校气氛活跃，歌声嘹亮，充满朝气，为莆田全面教育开了好头。学校不但课堂活跃，课外活动也丰富多彩，有球赛，故事会，有定期墙报，从各方面增加学生知识，调动学生学习兴趣。

1947年冬，成淦高瞻远瞩，为了适应社会发展需要，他毅然散尽家财，继续创办南塘中学。南塘中学的创办真是“一波三折”。首先是县长不准。由于生源之争，城关几所中学认为黄石增办南塘中学，势必影响他们生源，故使莆田县县长李登俊不支持。其次是“立案”艰辛。南塘中学在莆田县立案得不到批准，却丝毫没有影响成淦先生的办学热情。当时的教育部部长是朱家骅，成淦先生自凑路费，带上两本《朱氏族谱》冒险上京“认堂”，争取办学立案。“天有不测风云”，刚上镇江，族谱与路费全被盗窃，无奈返身回沪寻找老乡，在老乡丁树元支持下，凑足路费，饭也不吃，“红红火火”再次上京。南京为国民党首脑机关，没有特殊关系，一般人不能随意出入，何怪要拜访教育部部长，一下子使他陷入困境。功夫不负有心人。聪明的成淦在南京金陵画店看到恩师张书旗的画作，通过画店老板联系上张书旗老师。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张书旗被这位陈嘉庚弟子热心办学精神所感动，亲自修书，引荐成淦到教育部拜访朱家骅部长，成淦的办学得到朱家骅大力支持，并欣然答应兼任南塘中学名誉董事长，让其秘书、著名书法家沙孟海题写“福建莆田私立南塘中学”校名，以提高学校知名度，同时函告福建省教育厅厅长梁披云给予多多关照。南塘中学立案得到批准，成为莆田教育史的千古佳话。再次是资金短缺。根据规定，兴办一所中学必须有5万圆大洋作为办学资金，朱老品行无私，抵押了父亲省吃俭用购买的近百亩良田，动用朱氏宗祠几十亩的祭田，借用了木兰陂百亩公田田租，作为办学经费。校舍选在千年古刹重兴寺，把家里储粮用的几个禀和廒全部拆下，加工为课桌椅，保证教学正常开展。学校办起来，学生乐了，群众高兴了，可是朱成淦欠了大量债务，尤其是为了保证教学质量，及时发放教师工资，成淦把妻子藏在床底下二百多圆银元的私房钱作为急用，二则偷偷运出家里20多担稻谷，气得其父“暴跳如雷”。三则不足部分向左邻右舍借，连不富有的亲戚朱福全也借五担谷，这五担谷直到解放后还无力偿还。朱老无私的办学精神，为地方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深受群众的爱戴。解放后，他勤于教学，乐于育人，光荣地被选为莆田县第一届政协委员，第五届政协委员，省政府“教书育人，从教五十年”光荣称号。

不知道是阴差阳错，还是上天有意磨炼成淦先生的意志，这位曾经散尽家财兴办进步学校的创始人，曾经冒着生命危险掩护地下党的莆田教育先驱者，因在全省文化工作会议上倡议成立“李耕国画研究所”，被错划为“右派”。然而在“右派”条件不够格的情况下，被晋江地区“退回”不予批准，“听话”的朱成淦也仍被下放回乡务农。全家十几口人顿时失去唯一的经济收入，生活十分艰难。怀着对艺术的疯狂追求，亦是为了糊口，朱老毅然在莆田鼓谯楼前开张成淦画室，以鬻画为生。五十年代，在破“四旧”的大环境下，社会没有收藏的氛围，也没有经济许可，画室已成展览室，人们欣赏朱老高超画技，却少有人买画。虽然生活陷入困境，但朱老热爱公益事业，坚持为人民办好事、办实事的热情丝毫不减。有次回家，路过渠桥港利，沿途海堤高低不平，低洼处大量积水，给行人带来极大不便。朱老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慷慨地把变买家产的“保命钱”全部捐出，邀请当地群众购买石料铺砌，被当地群众传为佳话，如此善举多不胜数。

几十年来，朱老品行无私，省吃俭用，慷慨捐资百万元，修桥铺路和保护抢修大量文物，如今许多文物，如木兰陂已成为国家文物保护单位；湄洲妈祖祖庙、江东浦口宫、城关城隍庙、东甲镇海堤等成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为莆田保存了一批宝贵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同时朱老充分发挥专长，以画联侨，以画“联合”，吸引大批侨商、台商和外商回乡投资，为地方经济发展作出贡献。

成淦先生的艺术，是以其高尚的品格，深湛的学问，广远的见识，刻苦的执著追求，终于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我认为主要表现在：

一是作品紧贴时代，给人积极向上的启迪。朱老基本功扎实，创作经验丰富，文学修养深厚，作品经过诗化升华，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实行计划生育国策时，他用“国策”为造型，运用狂草书画生动地勾出一个婀娜多姿的少女，天真可爱，表达女儿也是传后人，生男生女一个样的主题，题上“计划生育，基本国策，自觉实行，人人有责”，通俗易懂，有强烈的现实意义，获得莆田市计生书画比赛一等奖。

朱老一向关心国家大事，用作品表达自己的爱与恨。李登辉散布“台独”言论时，朱老针锋相对，即席创作《和平统一图》，通过画面义愤填膺的炎黄子孙挥臂怒吼“谁分裂祖国，谁是历史罪人”，“和平统一，反对分裂”，画出所有中国人盼望祖国统一的真挚感情，画家爱国之心跃然纸上。香港回归时，朱老不顾耄耋高龄，创作《回归图》，画面用和平鸽、傲雪青松、旭日初升表达伟大祖国自强不息，蒸蒸日上，不断走向和平统一的矫健步伐，并配上“神州大地，尽是朝晖，扬眉吐气，港澳回归”四言诗点出主题。朱老在病重时，恰逢建党七十四周年，仍关心党前进的方向，坚信党有决心，有信心惩除腐败执政为心，带病创作了《驱邪图》，把钟馗斩妖驱邪的英勇形象尽情表现，并题诗“建党欣逢七四年，阴氛扫尽乐晴天，继承先烈开新路，改革图强志益坚”。朱老创作最多是历史人物和民族英雄，诗画直抒爱国之情，表现出强烈民族感情。朱老诗词造诣高，在纪念民族英雄林则徐诞辰200周年诗词大赛中，以四言长诗《伟哉文忠》入编《纪念林则徐诞辰200周年诗词选集》，足见文学功底深厚，作品给人力量给人启迪。

二是他博采众长，形成自己鲜明的艺术风格。成淦先生的画作不是单纯的表面美和形式美，他大多重墨淡彩，简约达意，追求神韵。早在三十年代，他的艺术风格如黄村牧所说“取材似丰子恺，构图色彩似高剑父，笔法似徐悲鸿，博采众长，有自己的风格。”几十年来，他不断吸收黄慎、任伯年、吴冒硕、傅抱石、李耕等大师笔法，形成自己既有岭南豪迈遒劲，挥洒自如的画风，又有海派简洁传神、风韵高绝的意境，作品极具新文人画的高格调。著名画家黄永玉赞曰：“朱先生人格高尚，学识丰富，待人温厚，艺术气质昂扬，有独特的风格。”台湾联合报誉为“国家级画家”。

三是画路宽广，人物花鸟山水无所不精。朱老画法全面，功力深厚，好评如潮。花鸟画《尧天舜日》1995年在中国美术馆展览时，引起京都轰动，许多北京画家赞为“可与吴昌硕相比美”。人物画《李大钊》获得福建省首届艺术书画比赛一等奖。原福建省美术家协会主席、著名画家陈子奋曾经评为“成淦所画，行笔简劲，形神俱肖，真能手也。”山水画他不泥古法，大胆吸收西画长处，搜尽奇峰打草稿，兴来落笔惊风雨。作品中山石树木用笔苍劲凝重， 擦点染灵活自如，把大自然的情感高度地融到他的艺术创作中，高雅意境，寓意深刻。著名画家朱鸣岗教授称赞他为“画坛高手，艺苑名流”。

今年是成淦先生诞辰九十四周年，也是他去世七周年，缅怀成淦先生，我们应学习他高尚的人格，无私的奉献，无怨无悔积极向上的精神；学习他对艺术十分热爱，精益求精勇争一流的精神。他是一位德艺双馨的艺术家，诚如黄永玉先生所说：“成淦是一位好人，一位忍辱负重，爱家乡，爱祖国的好人。这种人每个地方出这么几十个，那个地方就一定会充满生机和希望。”

江国兴